摘 要：百回本《西游记》中体现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合一”的趋向，在人物和情节的处理中包含三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的思想立足点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并且选择用《心经》思想作为师徒五人迎难应劫的精神内核，从中体现出文本整理者的禅宗文化立场。
关键词：百回本《西游记》 “三教合一” 《心经》 禅宗
一、百回本《西游记》的三教融合思想
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在讲述唐僧师徒五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时构建了独特的神话背景，其中呈现的神仙妖魔形象具有完整的体系，而这部“神魔小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为宣扬某一种宗教而书写的“辅教小说”，它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儒、释、道三家之间的融会关系，下面就从其发展源流和生成背景、人物设定等方面来分析三教在当时的融合现象。
首先，百回本《西游记》本身的形成和发展就伴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百回本《西游记》在元末明初最终形成，在此之前，西游故事已经以戏曲、话本、佛教传记和笔记小说等多种形式有了长时间的流传和发展，其内容主要讲述唐代初年玄奘法师赶赴天竺取经求法的故事，于唐五代时期发轫。唐代讲述西游故事的重要文本有《法师传》（及其《续传》）《西域记》《酉阳杂记》等，中心人物法师玄奘是一个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处变不惊的高僧形象，无论是文人塑造还是佛教内部典籍的记述，都重点突出了他作为僧侣不畏艰险、取经东还的功绩，在处理与其他人物关系时，都将玄奘放在中心位置加以凸显，更不曾为他分配同行弟子。在贞观十九年轰动一时的玄奘还都已经成为历史中一段难以具体推敲的往事时，宋元两代对西游故事的塑造反而更加丰富完整，一方面，不再是分开讲述有限的、片段的几个情节，完整的故事系统渐渐形成，相应地，故事背景和文化氛围也更加丰富和复杂，不再仅仅发生于纯粹的佛教体系之中，开始有许多逸出佛教的文化元素。到了元末明初，百回本《西游记》逐渐形成，并发展为广泛流传的定本，以讲述玄奘身世经历的“江流儿”故事为例，在此前的流传中，虽然已经有《江流记》的文本材料，但是作者不详，故事情节也未经加工润色，百回本在选材时对其加以雕琢，情节中突出了玄奘作为人子的俗世身份，也将其他非神魔的人物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冲淡了对单独书写某一宗教人物和情节的侧重。
其次，在人物身份和背景?定方面，百回本《西游记》中对玄奘师徒五人的叙述带有明显的三教融合倾向。玄奘本来是最符合佛教僧人身份的人物，但是百回本在讲述其身世经历时十分注重突出其“在家”的部分，并非是一个脱离父母亲人等社会关系的完全“出家人”，找回母亲、复活父亲的情节甚至与传奇小说中“劈塔救母”的模式有几分相像。孙悟空受天地育化，本来最没有羁绊，但他从一出场，形象就具有了许多道教特征，猴王居住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其中福地和洞天都是道教名词，而他在意识到生死大限后离开花果山游历各洲的经历也十分意味深长：先在南部洲从百姓处“学得人像”，试图像其他俗世中人一样行走世间，后又在西部洲拜师学得长生法门；故事中描述祖师讲课，形容其“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直截了当地体现出融会三家的观点，而孙悟空习得的长生之术、变化之术、千里之术，都带有明显的道教痕迹，这种对“长生久视”的追求与修炼，从根本上就与佛家寻求“解脱”和涅?的思路不同。但是，尽管孙悟空身上带有深刻的道教印记，他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同时体现三家关系的形象，他因为犯忌被须菩提祖师逐出师门，并且永远不得向他人说出自己的师承来历，从此成为不被道家认可的“弃徒”，后来在回到花果山以后，与混世魔王打斗时，他的招式“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神仙，赤手空拳”，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身份朦胧的多重角色，直到大闹天宫、被镇山下，最后被玄奘释放，开始护法西行之路，遂正式以佛门弟子身份活动，从“太乙散仙”正式变为释教护法。猪八戒和沙和尚的身份背景有相似之处，都触犯戒律被贬下凡，受到观音点化护送玄奘西行取经，有强烈的“将功赎罪”意味，与佛教传授在人生诸般苦业中寻求解脱和洗脱业障的观点相一致，同时他们又受到与玄奘师徒关系的制约、与观音契约的束缚，取经护法的动机并不单一。
再次，在百回本《西游记》对师徒五人的塑造中，“赐名”行为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曾经出现，而且具有相当的意义。须菩提祖师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但也是一个在佛教、道教体系中同时存在的人物，孙悟空在拜入他门下修行学习时，曾经得到祖师赐名，以相貌形态为姓，编入弟子之列，“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从此由天地育化的石猴变成跟随师父修行的太乙散仙，拥有了正式的身份；玄奘从出场开始就已经是佛家弟子，为父报仇之后使得俗世的亲缘关系得以解决，可以真正成为不背负“身世之仇”的出家人，百回本《西游记》将玄奘西行取经的动机解释为“欲得大乘经典以渡人”，用观音化身的老和尚点拨他，世间尚有比小乘功德更大的经典，“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而在唐王道场中讲法的玄奘，此行的目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国取经”的意味；皇帝与玄奘结拜为兄弟，是用“在家人”的兄弟君臣关系给为“出家人”增添义务和责任，这时唐王赐名“三藏”，更是强化了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恰恰是儒家所宣扬的君臣、父子（兄弟）关系，所以在救父报仇一事之后，玄奘不仅没有彻底远离俗缘羁绊，更将取回大乘经典与“永保我王江山”融会为同一件事，身份上既是渡世救苦的释教僧人，又是承责远行的唐王义弟；百回本《西游记》用巩固江山社稷的理由弱化了玄奘作为僧人代表出于宗教目的对大乘经典的追求，使得“唐三藏”这一身份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特点。按照时间线索来看，第三次“赐名”发生在玄奘与孙悟空相遇以后，百回本《西游记》也是在这时首次使用“心猿”的说法，玄奘作为师父，为弟子取名“行者”，从此孙悟空的身份不再混沌朦胧，而正式成为了“释教护法”，跟随师父一同奔赴西天求取真经，虽然他身上长生久视的特点和降妖除魔的本领都是此前道教经历留下的印记，但从成为玄奘大弟子起，就成为了受到儒家师徒关系约束的佛门子弟、成为了空门中真正的“心猿”。其他几次“赐名”分别发生在玄奘与八戒和观音与沙僧之间，赎罪者通过新姓名的获得拥有了新身份，受戒成为僧人。
此外，百回本《西游记》有意按照“五行”之说来构建师徒五人之间的关系，各元素形成一种稳定的互动和平衡，具有明显的道教文化意味，而故事出现中的神魔往往佛道系统杂糅，从道教祀奉的最高天神玉皇大帝，到“西方三圣”之一的观世音菩萨，从道教信奉的太上老君，到佛教中最高的觉悟者佛陀，都在情节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有部分人物本身就同时被佛道两种神话体系所纳，体现出二者交融的文化背景。“四圣试禅心”情节的完成标志着师徒五人结构的彻底形成，道教背景明显的孙悟空、兼备释教弟子和唐王御弟身份的玄奘、“将功赎罪”的八戒、沙僧，和具有文化暗示作用的“白龙马”，尽管各自已经具有先在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设定，却都要受到儒家师徒关系的约束、受到与观音契约的约束，统归在佛门之下，开始西行取经之路。“车迟国斗法”一回中，孙悟空对国王说道：“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相当直接地点出了文本形成者的思想主张，也与当时三教融会的社会现实相应。
二、百回本《西游记》的精神内核：《心经》
禅宗是中国本土的佛教宗派，讲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立性见佛”。认为人觉悟的前提是“明心见性”，《心经》作为般若类经典，核心思想是“空”，一切皆不可得、世间万物为空，属于唯识宗，但在缘起等方面与大乘般若有区别，遵从阿赖耶识的缘起观念，玄奘《成唯识论》也以抽象的方式凝练论述了阿赖耶识缘起，并将《心经》的标题译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成为唐代以后《心经》疏的底本。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与《心经》这一般若经典的关系十分密切，百回本《西游记》也正是遵从了这一历史史实，将《心经》与整个故事的?展相结合，更将它作为引导人物迎难应劫的精神内核：取的是《心经》、修的是心性。
在“浮屠山玄奘受心经”这一回的情节中，乌巢禅师向玄奘传经，口中诵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在此后的故事发展中不时被提及，并且经常被玄奘引来与孙悟空探讨切磋。
唐僧师徒五人在取经路上降妖伏魔、迎难应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修持心性、追求早日“明心见性”的过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到达西天之后才会取得“无字真经”，因为唯识宗本来认为万法皆空，无字之书正是禅宗所见的真经。
值得注意的是，百回本《西游记》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由于受到强烈的禅宗观念影响，对前人文本做出的改动和加工具有某些“超文学”的意味。从唐五代到宋元金，西游故事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最开始的法师一人独行，逐渐形成了师徒五人的稳定结构，但即便是将五位人物之间的关系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也是将他们先作为单独的个体，再放进整体中加以研究，在这方面，百回本《西游记》似乎有意将师徒五人写成一个先在的整体，如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中，意马指小白龙，心猿指孙悟空，玄奘本人是功成脱壳的金蝉，“五圣成真”实际上是同时完成的，更近似于同一个个体，以“行者”身份走“心路”，最终达到“心性修持大道生”的境界。
三、文化立场：三教融会，禅宗立心
百回本《西游记》是一本神魔小说，也是一本文化小说，如果说从人物的背景来看，西行以前的孙悟空带有明显道家特征，玄奘归属佛教，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各自犯错，也并不是佛门弟子，那么从“四圣试禅心”以后，师徒五人就开始形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佛释道三教的复杂思想和背景在“明心见性”的最高追求中被融为一体，这表明了文本整理者具有明显的文化立场，不同于唐五代将西游故事完全视做佛教故事的立场，也不同于宋元金时期结构玄奘法师神圣性的立场，而是将明代社会三教融会的现实巧妙地与西游故事相结合，并且最终选择了禅宗《心经》思想作为支撑主人公迎难应劫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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