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根据某个诗人是否言必称性灵来判断他是否属于性灵派。正如前文提到的，性灵派和格调派的差别在于论诗立场的破与立，凡论诗必诫人应如何如何的多为格调派，而论诗诫人无须如何如何的多为性灵派。如陶元藻《凫亭诗话》卷上云：“余生平最不喜回文、双声、叠韵等诗。盖作诗者词以就意，故能自抒己见；若此等诗，皆以意就词，则必不能畅所欲言，而性灵晦矣。”又云：“学江西勿就，必槎?不材；学西昆勿成，必??难化。吾劝作诗者，只须就自己本色写去，到得佳处，亦无不传，何苦别求宗派。”（陶元藻《全浙诗话》附，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5册）这都是诫人作诗无须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提性灵二字，也知道是性灵派。陶元藻是袁枚很欣赏的诗人，《随园诗话》再三称道不置，程晋芳也许其诗“出语必自己，雕刻万物情”（程晋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韵》，《勉行堂诗文集》），视之为性灵派同道是不用怀疑的。又如桐城吴询，其《画溪草堂论诗》谓“做文字而无本者非也，做文字而必求有本者亦非也”；又谓不读书不可为诗，然“读书万卷而不?一破字，则下笔必有魔”；又谓论诗忌道学气固非也，然如《击壤集》又过矣。这都很像袁枚，持论不执一偏，力破执著之见。至于说“观饮食男女之情，可以知王道之本；听草野鄙俚之曲，可以悟正始之音”，“宋人知诗言志而不知歌永言，唐人知永言而言志则未足，故曰正心诚意者，诗之命脉也；风雨露雷者，诗之鼓吹也；饮食男女、或歌或泣、愚不肖之性情话言，皆诗之妙境也”（吴询《画溪草堂论诗》，《画溪诗集》附，乾隆刊本），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性灵派立场。
谈到袁枚对乾隆诗学的影响，除了性灵派内部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群体与他密切相关，但历来的研究者都未予注意。一个是高密诗派，一个是桐城派。高密诗派之出名，首先与袁枚对李宪乔兄弟的表彰有关，这个问题在后文论述高密诗派时将专门讨论。桐城派表面看来与袁枚关系不大，姚鼐的诗学观念似乎也与袁枚异路，但我们不能忘记，姚鼐是为袁枚撰写墓志铭的作家，他们的关系会一般吗？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袁枚和桐城派的关系（周新道《袁枚诗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江淮论坛》2001年第6期），这也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袁枚在乾隆后期无远弗届的影响，就可以将一些看似无关的议论与袁枚的性灵诗学联系起来。但这需要广泛的阅读，更深入地发掘史料。
三、 对清代后期诗学的影响
一个挑战各种流行学说并且与传统观念为敌的艺术家，最终通常也会沦为后辈敌视的异类。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当属于*的画家们众叛亲离纷纷弃他而去时，他却怀着喜悦和深深的满足说：“我的自豪仅此而已??当今这个*的人，以我为敌。”袁枚幸运地没看到举世以他为敌的那一天。在他生前，除了一些正统文人对他的生活作风有所不满，有些规劝甚至要给予某种制裁外，没有人否定他的诗歌成就。其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更是风靡一世，就像郭绍虞先生说的，“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页）。随着《随园诗话》的陆续刊行，袁枚诗学的影响在乾隆末嘉庆初达到顶峰。近年学界已注意到，《随园诗话》一书乃是清代版刻史上的一个奇迹，竟然刊行不久即出现翻印本。袁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诗云：“自梓诗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袁枚《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三）《诗话》补遗卷三也提到，“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嘉庆九年（1804）即日本文化元年，神谷谦、柏昶就根据乾隆五十七年刊十六卷补遗四卷本，重编《随园诗话同补遗》十二卷，去行世仅十三年，可见行销、流播之速。道光末李树滋撰《石樵诗话》，曾提到：“近日诗话之盛行宇内，无如袁简斋《随园诗话》，几乎家有其书矣。”
（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三，道光二十九年湖湘采珍山馆刊巾箱本。按：书中曾记道光二十六年（1846）晤李湘山事，知撰于道光末）晚清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5回也提到袁书是“人人都看见过的”。迄止清末，《随园诗话》至少已刊行三十多种版本，另有多种钞本、改编本传世。其版本之多，在经书之外，堪与《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为清代四大畅销书（王学泰《随园诗话趣谈：清代中叶畅销书趣谈》，《人民日报》2010年6月14日），无可争议地是清代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话。其影响不只限于中土，也波及邻国。《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已载朝鲜史臣朴齐家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其性灵诗说也随之流传于朝鲜，对朝鲜诗话产生一定影响（袁枚诗学对朝鲜的影响，崔日义《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曾涉及，可参看）。
但同时袁枚也是身后遭受唾骂最烈的文人，钱钟书《谈艺录》曾专门指摘清人对他的批评。凌廷堪《绝句四首》有云：“自怯空疏论转严，儒林文苑岂能兼？不闻卢骆王杨辈，朴学曾将贾马嫌。”这是批评袁枚鄙薄从事经学考订之士。戚孝标《?惑》也有“人品不足齿，诗文亦何论。况观所论著，无一究根源”的叱责（戚学标《景文堂诗集》五古，乾隆刊本）。刘广智甚至曾撰诗话一卷专诋袁枚，见王昶《湖海诗传》。此外像查梅史斥之为风雅罪人，谭献斥之为文妖，不一而足。就连一生追慕袁枚的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论及袁枚纪游册，也很不以狎亵为然，遑论他人？晚清朱庭珍概括袁枚性灵诗学流行的原因，说，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事，口角细言，拈来即是诗句。稍有聪慧之人，挟彼一编，奉为导师，旬月之间，便成诗人；钝根人多用两月工夫，亦无不可。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其影响波及之久，直到朱庭珍评述性灵派名家之得失，犹不能不深恶痛绝，视同仇雠，称“学者于此等下劣诗魔，必须视如砒毒，力拒痛绝，不可稍近，恐一沾余习，即无药可医，终身难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论未免有犯众忌，将为招尤之鹄。然为诗学计，欲扶大雅，不能不大声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聋聩而挽颓波！”（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感觉其恐惧仇视之甚，不亚于当年长老之严诫子弟不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