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她的脸和五官，除去那道少女和圣女的光环后，尘女的她五官是平常的，甚至因着两颊健康的绯红而有点俗。他记得她的两颊是苍白的，如今人民的立场和革命的激情竟然改变了她的苍白。⑤
情感上的反差，让他非常怀疑自己的判断，曾经无比坚定的阶级立场在情爱思维里居然被颠覆了，他的情爱审美让他觉得困扰并且有一些不安，那是一个属于过去的旧上海女子的美，并且这美还和他反对的宗教信仰有关，在矛盾和失落中婚后的他很快就开始了婚外情。如此，作者从两个不同的阶层对上海人进行剖析和批判，徐荣安代表的是看客心理的上海人，面对基督徒们举行盛大的福音游行，他们是各种姿态的看热闹，作者感慨：“上海人一向是实际的，灵魂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属于洋派的高雅东西，这类东西是属于吃饱喝足的奢侈品，现在格晨光谁有心思关注宗教？”⑥从宗教的角度进行观察，是拉开距离在窥测这个城市的灵魂和精神，而对革命者情爱审美裂隙的呈现让“美”的宗教感知与阶级立场形成张力，使得小说超越宗教题材表现出深厚的历史反思，批判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精神的压制。
陈瑞琳在《叛教者?序》中说：“上海的教堂，教会学校，曾经滋养了这座伟大的城市。多数人在基督的爱里，看见了自己的罪，倾听者福音的教诲。这不仅仅是上海人的故事，也是东方遇见西方的故事！”⑦施玮正是通过藏匿在这个都市建筑深处的历史，考察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方式，也以此呈现出不一样的上海书写。从“哈同路”的“文德里”到“南阳路”145号花园，到集众力建成的可容纳两千多人的上海最大的礼拜堂，到“铜仁路”展览、再到陕西北路的“怀恩堂”将基督徒聚合在一起的空间在转移，地方教会上海聚会处的力量也在变化。从对聚会空间的书写可以看出，作者对教会领导者将教会当做事业发展的狂热是有审视和批判的，这种做法已经遮盖了教会对信仰本身的追寻，在叙述聚会处被合并到“怀恩堂”时，作者感慨道：“李夜声一直执着于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不分宗派，但他并没能实现。人民政府却将这事做成了……”⑧对于作者来说探寻散落在都市空间中的记忆，是呈现和反思，亦是寻求一个群体的历史痕迹，如同“哈同路”属于老上海人的记忆，很多记忆也只属于某一个群体：
“文德里只是一条从哈同路东侧拐进去的弄堂，文德里的名字原本是应该如上海数千条繁复的小弄堂一样，沉没于模糊的霓虹和熏香中，但却因着一群疯狂的，不合时宜地信基督的人，而铸成一个记忆。”⑨
正是在文德里二十六号，进行了上海第一次擘饼聚会，开始上海地方教会的发展。为了复兴教会，李夜声号召信徒捐献以重金打造的聚会处??南阳路“会堂”也记载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变迁，曾经空置当作会议室租赁，又被献给国家支援*，获得“新成会堂”的名号，后来又被改建为“静安体育馆”，而文德里聚会处的某栋小洋楼也成为日常生活的场所??先是住进许多居民，后来又成为美容院、餐厅。建筑的历史真实地存在着，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更多?节被遗忘或过滤，当今的美容院和餐厅以消费性和日常性抵消了原本存在的庄严和凝重。如同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见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⑩。施玮的书写，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虚实之中重构了建筑的历史与城市的历史，以书写抵抗遗忘。人民广场是上海的代表性建筑，小说借外公的讲述勾勒了从清末时期的“泥城浜”、“泥城之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及其后图书馆、体育馆等建筑的增建历史。外公作为“人民广场”历史的见证者，却忽略了在此进行的对两位基督徒叛国投敌反革命案的公审，那是万民大会，电视也做了实况转播，小说中的“我”质疑外公是故意遗忘，质疑的背后则在提示我们某些记忆在大历史的结构中是容易被定义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这一空间曾经发生的历史，在小说中重新再现，由地点走进历史深处，是施玮以基督徒作家的关怀重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也带有从现在回望过去的使命感。因而，书写让“看不见”变成看见，如同王德威所说：“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11}施玮对都市空间的多维呈现也提示我们在殖民性、现代性、革命性、消费性之外，还有一个宗教的上海??有西方信仰遇到东方精神的碰撞，也以这些消散在都市中的记忆勾勒地方教会的发展，并对地方教会提出批判性的反思。
三、身份、位置与书写的意义
作家的身份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是影响其文学书写及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对施玮来说，女作家的女性立场虽不刻意建构，但其文学书写有着鲜明的女性视角。基督徒的身份开拓了她观照人性及社会历史的纵深度，而移居海外的异域位置为审视文化母国提供了远观的不在场拥抱??再现历史语境而不受现实政治及各种功利性干扰，又能通过中西文化的对照进行辩证思考，如“灵性文学”即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学思想的契合而进行的理性倡导。施玮曾说，她不喜欢被贴上女作家的标签，也不刻意关注性别议题，她认为女性书写应该是自然而然地将真实的性别观念呈现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凸显女作家的意义。施玮自身对性别标签的抗争有多重解读，是自觉地放弃性别立场以探寻女性的真实，还是因为信仰超越了世俗的女性立场介入？在《叛教者》中，作家的女性?角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立体又饱满，也让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的性别问题得以凸显，同时在对教会领袖的英雄叙事中带有审视和反思。
小说以“献身者”定位女性在上海聚会处的建立、发展及李夜声基督教思想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的贡献，而男性则不过是“跟随者”。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程中，李夜声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在国际上较为重要的中国神学家，这个以中国教会史上真实人物为原形而塑造的天降之才也是极具权威的领导者。施玮对李夜声的形塑，首先从普通信众、追随者及同工们的认知进行侧面渲染，以突出他对《圣经》解读的独特性，而后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进入他的心理世界，从侧面与内在两个角度进行多面向的书写，并在两个角度中形成相互印证的契合或互相矛盾的张力，从而呈现书写者个人的判断。在从侧面塑造李夜声时，作者着重于对他个人魅力及话语权威的再现，他的教义阐释影响了许多基督徒，他被很多信众视为信仰偶像或神本身，这也是作者首先从女性视角进行的性别批判。李夜声执着地强调《圣经》本义，却忽略了这教义也是被他阐释出来的自以为本源的意义，并形成个人性的权威。在他结婚后，上海聚会处发展迅速，而他对教会中的姊妹限制却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内心的暧昧情欲，一方面源自对《圣经》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强化，认为女人不能教导男人，只能教导女性和孩子。最早参与建立聚会处的姊妹们都成为沉默的背景，十大长老都是男性。王慕真放弃布道只教导儿童和青少年，才女李如是沉默于福音书房的编印工作。面对这样的历史，作者的女性立场不再沉默，忍不住替她们发声：李夜声的重生得救何尝不是因为两个女宣教士？灵性低落时他又何尝不是在女宣教士那里寻求启示？他的思想能够呈现在纸上，何尝不是姊妹们以灵性和悟性进行的编织？从这个角度来说，施玮的女性书写，将女性历史嵌入宗教史的沉浮，质疑了宗教领域男性领导者的话语权威，也反思了女性对男性领袖的依附而造成的自我迷失??李如是和王慕真在被审讯时的迷茫，在狱中的身心之痛、徐闻音和更多大众的愤怒和信仰弃绝都是因为将对神的信仰转嫁到个人那里，将偶像的话视作权威印入生活实践，因为不假思辨的完全相信，导致十字路口的茫然，失去判断自我和回到《圣经》寻找力量的可能。
从道德判断进入女性及普通大众的心理，是表现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碰撞的一个关键入口。基督教的婚恋观所要求的“圣洁”，及其精神层面的“爱”与“宽恕”在小说中并未能为坚守信仰者践行。教会偶像李夜声要求信徒“绝对奉献”“不动心思”“圣洁”，自己却陷在肉欲的泥潭，当他的私德问题以淫秽录像和文字材料被展览时，许多人精神崩溃，从而在对他的愤恨中放弃信仰，这与他要求信众绝对圣洁相悖。当徐闻音看到李夜声的“淫秽”录像带，极度愤怒，她认为那是自己精神上的被强暴，也是处女的贞操被夺去。赵心洁则整个人变得疯癫了，一则因为身体和私情被暴露，另外是她曾经疯狂爱着的人还和她最亲密的姊妹发生关系。李如是的迅速转变也是因为在道德判断中仇恨李夜声。对李夜声的私德问题，作者有自己冷静的思考，在安静而长寿的廖文君那里，我们看到作者对爱、放下和解脱的展现，廖文君是超脱并且真正走进信仰的人，正视且毫无保留地承认他们的私情，不痛恨李夜声，也不恨神。不仅以女性视角反思这些女性精神上的依附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也站在更高的角度批判普通观念中的道德审判。这是作者在成为基督徒、研究基督教文学而形成的写作观念，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走向对人性尊严的敬畏，以“赦免”之心追求悲悯与宽容，以人人有“罪”之逻辑推衍“赦免”过程中的反观自我与对等意识。
施玮在序言中说她无力架构这些故事和秘密，也无力定义其中的人和情绪，更无力填补其中的断裂，因为这一群人是不合逻辑的一群人，是拒绝被定义、被判断的一群人。{12}因此小说叙事本身充满了张力，作为小说家的作者试图走进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呈现他们的灵魂真实，塑造了特殊的群体。身处海外的外置，常常让故事体现出延伸性及跨越性，在讲述“叛教者”徐闻音的故事时，叙述者“我”是在美国找到她，在异域走回信仰，真正面对内心，徐闻音异常执着，她被称为“祷告医师”??尽管美国法律不允许医生为病人祷告，她依然坚持医治时祷告。在病人和信仰之间，她先选择内心。当叙述者“我”接触徐闻音时，她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病人，即便如此教会中依然有不放过她“叛教”历史的人，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她选择正视和坦然。而叙述者“我”对“跟随者”的讲述也由在美国的福音聚会中偶遇的张茂良开始，这个曾经坚定的追随者也如同徐闻音一样曾经成为坚定的反叛者，到了国外则以沉默面对自我走回信仰。这种从中国到海外的人生跨越，让历史的沉重更沉重，即便时空转变记忆也不可被抹去，也让个体在反思中对自我内心有更清晰的认知。作为神学博士的作者，在搜集史料书写历史时，又以理性的判断体系对地方教会进行整体性反思??过于依赖领导者的权威没有处理好信仰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违背了聚会处在西方教会之外独立发展的初衷；将聚会处当做一种事业经营陷入经济和政治漩涡。然而作者又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一本小说，她所得着的史料是否真实也未知，一切沉默才是真正历史的构成，所有的解释最后都走向了死亡和重生，“??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13}借由李夜声的狱中遗言揭示“非虚构的纪实”，而这最真实的存在实则是从灵魂的高度安放这一群体的历史，以基督的救恩和重生观让个体伤痛得到医治和救赎。
《叛教者》在沉入历史深处的同时，以极细致的笔触小心翼翼地织补那些被尘封的个体心灵碎片，对地方教会和个体命运进行多角度的呈现和反思。小说的意义在于伤痕、忏悔、批判之外的医治和救赎，让我们看到“人原初的尊严和荣美”最终消解了人的不堪和历史的狰狞，进一步深化了作者对灵性文学及复杂人性的思考，开拓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空间。从中国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层面来说，这一群政治运动的“陪绑”者，是边缘的存在，历史叙事较少涉及他们。《叛教者》以地方教会史、基督徒的心灵史、特定空间的都市史进行历史书写，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中?基督徒群像，召唤被遗忘的记忆，以书写安放这一群体的历史，也将宗教视域中的复杂人性、忏悔和救赎观念植入对历史的观照与思考，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① 王文胜：《化蝶后的舞蹈??对施玮推介“灵性文学”的再思》，《华文文学》第5期。
②④⑤⑥⑧⑨{13} 施玮：《叛教者》，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第205页；第39页；第85页；第50页；第255页；第144-145页；第357页。
③ 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 “灵性文学”的诠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⑦ 陈瑞琳：《从上面看世界》，收入《叛教者》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xii
⑩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11}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现代语文书店1998年版，第2页。
{12} 施玮：《叛教者?序》，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