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中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下面就是小编搜集的郭永怀先进事迹材料，快来看看吧。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著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19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原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这个焕发了青春的古国中，涌现出一大批威震海内外的风云人物。研制“两弹一星”中的科技人员便是其中的光辉代表。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像郭永怀这样满怀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便走出国门学习。当年他们身在美国，心却始终在中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技知识后，他们便冲破重重阻碍返回故园。中国共产党能吸收这样一批既有民族精神又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英才，正是自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1955年，*下了决心后，中国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基点上起步，仅用十几年时间便掌握了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人造卫星的制造技术。中华大地上能创造出这种令世界科技界普遍认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不仅在于拥有一批像郭永怀这样的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且还在于他们有着举世无双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同志多次强调，一定要发扬五六十年代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种精神，那么一种干劲，尽快把我们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可见，这种精神在今天仍是最宝贵的。
郭永怀在抗战的烽火中出国留学，曾目睹日寇的飞机在头顶横行，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中国的国防事业。他以一个跨音速流动的高难课题取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许多名校和企业都来聘请。郭永怀选择了到动力学科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康奈尔大学任教，但声明只是暂时服务，将来要回国。他从事的学科研究经常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便送给他一张表，上面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为美国服兵役?”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了个“不”。尽管他在学术上受到重重限制，却时时关心新技术，记在本子上或装入脑海。1947年，他在西南联大就相识的女友李佩来到美国，不久同他结婚。李佩介绍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行将灭亡，共产党则代表了中国的希望，这使郭永怀更坚定了回国信念。
1950年，钱学森想启程回国被扣押后，郭永怀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被批准。这更使他义愤填膺。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便马上离开。美国移民局又派人劝说郭永怀，得到的回答也是坚决要回国。为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资料为由再加阻挠，他竟在同学聚会时把十几年写好的文稿投入篝火。妻子李佩开始痛惜不已，不过随后知道“装在他脑子里的科学知识是属于他自己的”，美方无法扣下。1956年秋，郭永怀携全家回到祖国，*亲自接见了他。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年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又会增加一次身体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也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这天，钱三强来拜访钱学森，既然彼此都姓钱，都住在一个楼里，也就不用讲什么客套了。钱三强开门见山地说，因为要加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请钱学森支援一位功底扎实的力学专家。钱学森一听，两眼放光说：“我来干行不行?”
钱三强哈哈大笑说：“那当然欢迎了?可是你那摊子谁搞?还是另选贤能吧。”
钱学森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下，然后郑重地向钱三强推荐：“我看永怀可以。”
“郭永怀吗?好!好!”钱三强也十分满意，“他就在13楼住，我去找他谈。”钱三强是个说干就干的人。
13楼204曾有过一个由郭永怀和他的夫人李佩及他们的独女郭芹组成的家。郭永怀不大爱说话，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思考问题，连走路也总是低着头，而且他的步伐都是一大步一大步的，步幅和节奏很一致、很稳健，他似乎在抢时间，又像在用步伐度量着到达某个目的地的距离。
郭永怀兼职很多，要在好几个单位上班，为了抢时间，汽车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坐骑”。接送郭永怀的是一部绿色小轿车，车头上饰有一个奔腾的银鹿，早上那银鹿染着朝霞而来，晚上那银鹿又披着暮霭而去.。
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科学家不同的是，郭永怀的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他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不仅经历了寒窗之苦，还承受过生活的重负。
1939年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一段佳话。报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有50多人，公布分数时，竟有三人同登榜首，没有伯仲之分。这三人就是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可是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幸亏有叶企荪和周培源两教授力争，这三位高材生才得以同时被录取。他们于1939年12月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纷乱的时局下，还能出国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大家都很高兴。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上书：“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爱国的传统，在历史上，“书生”在面对国贼和外虏时，拍案而起者有之、横眉冷对者有之、投笔从戎者有之。郭永怀等年轻学子的身上也涌动着这样一腔热血，为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船。直到1940年，他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郭永怀是一个善于冲破障碍的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喷气式飞机已经出现，而且速度已经接近声音的速度，于是许多飞机设计师和心怀壮志的飞行员都想超越声音的速度。于是一架架新型飞机被制造了出来，一个个勇敢的飞行员向音速发起了冲击。可不幸的是，一架又一架飞机折翼蓝天，一位又一位飞行员无功而返，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是有人称音速是“音障”。就在这一时期，郭永怀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师从有“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进行如何跨越音障的研究。1946年，郭永怀写成了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突破音障的难题，钱学森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PLK”方法在力学和其它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人类已经实现了超音速飞行，这里面就少不了郭永怀的贡献。
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到美国来?”的问题时，十分坦率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报效祖国。因此，在美国，他就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工作了，而他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麻烦。
1956年，周总理代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郭永怀毅然回国了，在临行前，他当着许多美国朋友的面，把自己的手稿、笔记一页页投入火中，望着那飞去的灰蝶，他的夫人李佩觉得太可惜了，那是郭永怀的心血啊!可是郭永怀说，那些东西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这样做是为了回国方便。
郭永怀想得非常周到，此时，他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了，是美国数学学会会员，又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美国有关方面一直在密切注视他的动向，1953年，就连英国人邀请他去讲学，美国政府都不同意，更何况现在是要回到新中国去。
郭永怀一家就要返回新生的祖国了，这是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事，胡适曾经为如此富有才华的学者回国，发出感叹说：“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去了，可见人心向背。”
太平洋不太平，那时的太平洋尤其风云莫测，果然，在回国途中，和他们同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因为在行李中携带了笔记等，受到了美国当局的严格搜查，那些笔记被强行扣留。这件事让李佩更钦佩郭永怀的远见了。
当郭永怀等中国学者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热的。钱学森在信上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新中国成立，使留学海外的炎黄子孙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振兴的希望。
郭永怀在1957年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美国当局为了阻拦郭永怀回国，寻找借口将他的妻子李佩无理传讯达1年多时间;国民党方面也专门派人劝他到台湾，郭永怀毫不动摇，激愤地与那个人辩论了几个小时。
1955年，钱学森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祖国。郭永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国之心更加迫切。这时，美国当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填表摸底，以这种方式进行威胁。
郭永怀在摸底表格上坚定地回答：“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交涉，据理力争。美国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根据1954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不得不答应让郭永怀回国。
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郭永怀在做回国准备时，在他住房的后院烧了不少多年来他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手稿。
郭永怀撰写这些手稿花费了不少时间，一笔一划都很清楚;而焚烧纸稿的烟雾也会引起邻居的不满。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当时劝阻说：“何必烧掉?回国还有用。”
郭永怀说：“省得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了!”
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为他送行的野餐会上，郭永怀用烧烤香肠和汉堡牛排的炭火余烬，把未烧完的大量讲义一页一页地烧光。
在场的同学和学生们看着闪闪的火焰，许久默默无言。
事实证明了郭永怀的机智和远见。在他们搭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即将启航时，突然上来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这些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到核科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的行李，使开船时间推迟了两个小时。
在这焦急的等待中，郭永怀、李佩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也为郭永怀烧掉了书稿暗自庆幸，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归国科学家进入罗湖边防站，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几十年后，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几间灰秃秃的小屋和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大家感到兴奋又温暖。”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回到北京，郭永怀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不休息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午休，早出晚归，埋头书案，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他听音乐的时间没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来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从清朝到当时的国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后来全部送给了邮政总局;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建设成繁荣富强的*，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1960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起步，苏联的赫鲁晓夫便撕毁协议，撤走专家。
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推荐了郭永怀。
对于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投身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
1960年，郭永怀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3大支柱。
郭永怀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大家对核武器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的研究和计算;并指导大家进行核装置的静态力学研究和静态力学试验。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郭永怀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夏季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
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析等，一一亲自过问。
与此同时，郭永怀仍关注和倡导力学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领导火箭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参加有关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参加人造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参加空气动力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参与指导重大工程防护的科研工作……
时间对于郭永怀来说，太紧张也太宝贵了。尽管中央为了保证安全不让他乘坐飞机，但郭永怀仍坚持乘飞机，还特别喜欢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正是在夜航中，无情的事故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悲痛。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