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广度进行反腐，让人有一种处于大时代深刻变革期的使命感。多年后，或许在我们子孙的历史教科书中会有这么一笔：“经过此次严厉而彻底的反腐斗争，我国才真正加快了迈向现代国家，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但无论何时，我们总希望这是我们沉静下来思考问题后的行动，而不是“一时兴起”。
为什么要反腐呢?反腐倡廉，这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是包括对政府、国企等拥有特殊社会公共资源群体的一种要求。首先，这个词语承认了部分公职人员权力滥用的现象，因为只有存在问题，才有必要采取措施(反腐)，同时，其实它也就承认了一种客观存在，公职人员手中握有管理和监督的权力，正因为有这种权力，才会出现不正当使用的问题，试问一个普通百姓如何腐败呢?!可问题是，既然他们握有权力，一直以来是谁来监督、监管他们呢?总不能仅凭一句他们“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句要求性的话上来吧!或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人的道德约束上吗?!
显然不可以!于是，我们想到了制度，通过制度来约束这个群体手中的权力。大说得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们很想知道，对于决策和管理，什么才是最好的状态呢?解决分一个苹果最好的办法是让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去切，而另一个拥有首先选择的权利。这样易会形成公平的局面，因为双方都受制于该制度，却都能够通过制度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不被大人的溺爱或者随意而伤害。当然，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基于人性往往不愿自己吃亏的一个事实。所以，制度的意义应该是保护，而不是束缚
反观今天的反腐。政府作为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宗旨就是让社会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无论是经济、民生、环境，让尽量多的百姓受益。而作为群众，人们常常只关心自己每一次的行为是不是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交通运输领域超载是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却忽略了风险的成本。生产领域疏于安全检查是因为安全意识淡薄，管理操作不规范。种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归根到底常常是因为有人似乎无原则地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对制度视而不见，直到问题暴露出来，成为受害者或者被惩罚，才意识到制度的存在。
很多人说，国人是因为缺乏信仰才会如此。应该说这句话很有启发性，却并不正确。几年前我党在社会上的认同的确不高，而且很多党员同志存在同样的心理。自己就有类似的困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信仰，在今天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内部对自己的认同感呢?然而当年却正是这样一群志趣相投的有志之士团结起来建设起了今天的新中国啊。这么看的话今天的党政系统内部一定是哪儿存在着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自己当时也只不过学校里的一介书生，实在不得而知。
十八大以来，席大刀阔斧地改革，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巨腐的倒台的确给人以震撼。因为作为普通百姓会不自觉地发问，他们既然已经有那么高的权力了，还要那么钱做什么呢?我只能这样解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们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和宗旨，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膨胀的欲望。因为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坚持不够纯粹，既没有按照制度来规范自己，也没有用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来要求自己。
刚才提到了宗教，难道宗教内部就完全没有腐败了吗?不是的。
他们是如何避免高层腐败的呢?我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学习的课题。表面上看，宗教中腐败相对少一些，因为毕竟他们有信仰的约束。这其实对于反腐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也就是说，完善制度仅是制标的办法，如要治本，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让反腐成为一种内化到管理者心中的意识。
反腐归根到底应该是全社会对全面建设现代社会，对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特色社会契约的认识和理解的提高，当全社会对法治的认知内化为一种普通的国民素质，当全社会对责任和担当的认识内化为一种习惯，那么我们离富强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远了。
加强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作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认清当前形势与国情，把握人民群众新期待，“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持求真务实、大胆探索，统筹协调、循序渐进，狠抓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切实改进作风，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通过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党风廉政与反腐败工作认识和推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风肃纪、纠正四风”，是在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纠正党风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社会快速稳定高效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定基石。扩大人民群众知晓面、参与面和覆盖面是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保证，我们广大群众，要充分认识加强廉洁自律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共同推进全党、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反腐败工作，要在思想上、行动上遵纪守法，率先垂范，实实在在做到处处树立正面积极形象。
同时，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党风廉政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为关键加强制度保障，以构建权利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加强权利约束，以建立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为抓手加强作风建设，以零容忍的态度加大查处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构筑坚强壁垒。
部门之间数据共享，让不起眼的小线索牵出潜藏多年的问题;建立“民生资金云”，令侵吞惠民资金的“蝇贪”即刻现形;无处不在的“天眼”，揪出车轮上的腐败;鼠标直通中央纪委，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举报……各地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不仅大大提升了正风反腐的战斗力，也释放了群众监督的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面对正风肃纪的雷霆之势，“四风”问题得到有力整治，但仍存在隐形变异趋势。一些人心存侥幸，自以为高明，和监管部门玩起了“障眼法”，打起了“游击战”。对于这些改头换面、花样翻新的“四风”问题，相关部门及时跟进，各地频出实招，正风肃纪的监督网正越织越密，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成为反“四风”的新利器。这解决了困扰纪检监察机关的人力不足、覆盖面不够等难题。“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让纪检部门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把广大网民的反腐积极性与热情释放出来，使得查找问题线索效率高了，正风反腐取得了更大成效。
*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讲过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可以说科学技术也是反腐力。摄像监控录像遍地开花，无处不在，上网络比上公交车还方便，这些都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一经群众掌握，所产生的威力与能量就难以估计了。当群众利用掌握的最新科技工具同腐败分子作斗争时，正风反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腐败分子则陷入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被用来辅助正风反腐工作，但正风反腐却并不能对技术手段有过多依赖，更不能以为依靠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再先进的仪器也是要人来操作的，发现违规违纪行为之后，是否进行处理、进行何种处理，也是由人来作出决定的。在此情况下，谁来监督监督者?操作设备的工作人员，敢不敢监控自己的上司?如果负责技术监控部门的领导干部自己也是腐败分子，会不会监守自盗，或者庇护手下的一些官员?这些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技术手段能够解决的。
提出以上问题，并非是质疑技术创新对于正风反腐的重要性。没有新技术，正风反腐肯定缺乏效率。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在我国地方的反腐工作中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正风反腐，技术永远是第二位的，制度才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之中国，正风反腐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要想知道公车何时在何地被何人使用，要查明某名干部是否非法收受了财物又藏匿在哪里……技术上都不是太难，关键在于公众能不能真正地监督权力、司法机关能不能独立地依法办案、发现了违法犯罪嫌疑又能怎么样?如果监督没有落实在公开、透明的点子上，纯粹是用一种新的先进技术代替旧技术，那么再先进的技术除了增加一点“创新”的噱头外，恐怕最终不免落入窠臼，以不了了之而终局。
所以，正风反腐要靠技术，更要靠制度。只要是通过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正风反腐进行这么多年，之所以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因为技术太落后了，而是因为制度还不够完善。反腐的最终目的并不完全只是打掉一些“老虎”与“苍蝇”，必要的“破”是为了更好的“立”，这就是制度完善。未来制度反腐才是终点，具有刚性的制度才能在日常更好地起到约束作用。当务之急，必须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扎紧制度的篱笆，让权力监督机制切实管用，使公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否则，相关技术监督并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而会陷入迷信技术的误区。
腐败现象是“表”，文化问题是“里”，文化自信缺失，是造成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员意识淡化、宗旨意识薄弱的源头。“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自信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党员干部站稳脚跟的源头活水，是推进标本兼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
文化润内，养德固本。清廉的精神追求，有利于个体提升精神境界，保持清醒头脑，远离腐败诱惑。清代官员董诰，为官三十年，他的画像，两次挂进紫光阁。董诰去世，嘉庆皇帝亲临祭奠，并写诗称赞“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影响董诰至深的，是明代陈继儒的“功名富贵”铭：有补于天地曰功，有关于世教曰名，有精神曰富，有廉耻曰贵。深受清廉文化的熏陶，明晓廉耻、守着精神，董诰得以青史留名。
我国古圣先贤们关于清廉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云：“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南宋吕本中认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些思想文化观念，启人心智、劝人清廉，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无异于世代为官守职者祛病驱邪的“强身剂”。
人文化成，齐家治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良好的家风家教是领导干部抵御腐败风险的“港湾”，是社风民风深厚淳正的“基石”。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风家教，强调国与家一体、家与国统一，国之栋梁出于家之苗圃，淳正家风为“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孔子说过，“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东汉疏广认为，对后代要加强教育，不是要留之钱财，“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千百年来，无数古圣先贤十分重视家风家教，东汉郑玄《诫子书》、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北宋司马光《家范》、南宋朱熹《朱子家训》、清代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流传至今，对于淳家教子，仍有很强现实意义。
文以载道，经世济用。正风反腐进行到今天，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世风扬则风气扬，世风下则风气下”。优秀文化与社会治理相互融合、相互为用，能够激发出最强劲的正能量，能够为正风反腐夯实精神根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祖先总结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优秀“经世致用”文化。比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那些经无数圣哲长期自我反思、反省批判沉淀积累的思想精华，体现对自然、社会、人文的深沉思考，饱含向上向善、勤俭诫勉、克己为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坚守，自然而非强加地浸润和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为正风反腐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正风反腐的生动实践，引起价值观层面的巨变。毫无疑问，当恣意“四风”成为“官场禁忌”，吃拿卡要成为“过街老鼠”，“打虎”“拍蝇”成了“大概率事件”，其在观念世界投下的巨石，必定轰然巨响。
前不久热播的《永远在路上》专题片，继前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片中透射出用历史文化支撑自信的深沉思考，成为正风反腐路上的亮丽文化印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正风反腐的重要支撑。我们需要做的，是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初心、恒心和韧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