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问责条例在“七一”前夕获审通过，再亮全面从严治党利器，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从年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问责条例，到今天落地，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时不我待，是屏息聚力的时刻，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责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有人形象地说：“一把手”的“一”，立起来是标杆，横下去是扁担。身为领导干部，就要既为表率、又敢担当。
干部不作为，就是横在前进路上的一道“坎”。问责条例重点针对的，正是干部的“不作为”。问责制度实行多年，但存在碎片化现象。有权威人士指出，现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表述不一，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这次，问责从规定上升为条例，从分散走向权威，聚焦干部“不作为”，必将使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问责制的实行，曾经给民众带来极大鼓舞，人们也寄予厚望。但实行多年，效果并不理想。以笔者观察，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被动问责多，主动问责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问责多、问责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直接责任问责多，领导责任问责少。一般来说，主要领导不会受到调查，更不会承担责任;干部个体问责多，组织主体问责少。即使是集体作出的决定，出了问题也只追究个体责任，让某个个人“背黑锅”，对此，众人心知肚明，皆予以通融。因此，当问责的板子打下去时，不是真正打在责任人的屁股上，而是打在了板凳上。
笔者曾经参与问责的相关事务。一批干部出事了、犯案了，当然要追究责任。但检查原始记录，这些干部的提拔是走了程序的，考察是认真的，任用也是集体讨论的。笔者只能如实陈述，似乎人人有责任，但谁的责也问不了。实际上，即使走了程序，如果质量不到位，是否也是一种“不作为”?有的干部犯案潜伏期那么长，甚至“带病提拔”，相关组织是不是失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问责利器并没有好好用起来，不痛不痒、高举轻落、意思意思，成本如此之低，干部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只要权力、不担责任的现象也就难免。
干部不作为也是腐败，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铁面问责，干部才有进取动力;有问责兜底，才能划出为官底线。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批评十人，不如问责一人;问责一个，惊醒一片;既问个人之责，又问组织之责。就像眼睛揉不得沙子，党的事业容不得不作为。用问责唤醒担当意识，让失职失责的干部受追究，作风不正的干部受惩戒，造成损失的干部受处罚。
当然，我们也要学会自我问责。所谓“咎”，就是过失，一个人有了“咎”，就应该有内疚感，就要主动承担责任，乃至引咎辞职。公民也要发声，向干部不作为宣战。一个官员该不该问责，该不该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公众的意愿。公众可以通过多种合法形式发声，对官员进行监督。
问责条例产生，就是启动了党和国家层面的规范和程序，为一切问责行为提供支持。但问责并非终点，我们所关心的，是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为党尽职，为民尽责，以上率下，较真碰硬，建设一个有责任的党，带出一支有责任的队伍，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这既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是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责任重于泰山。与之相应，管党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了更高要求。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现实当中，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之所以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条例》规定，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其中，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同时指出，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这再次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制度的生命在于落实和执行。就在6月29日，省委深改组审议通过了《湖南省贯彻落实实施细则》，明确提出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追责，表明追责问责将越来越具体化、常态化。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最新的党内法规，各级党员干部应该加强学习。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以“问”促“责”，以“责”促“行”，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