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和农民，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在跨步迈进小康的进程中，农村如何赶得上全民致富的步伐，不仅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更直接牵动着千百万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于历史发展原因，广大农村唯有在党和国家正确领导下，在自身的不断努力下，才能真正实现“蝶变”。
安顺市塘约村，就是农村发展的一个“样本”。“穷”是不争的事实，“富”是农民的期盼。尤其是经历一场大洪水洗劫后就更加“穷”。穷则思变，变得如此迅捷与华丽，令人瞠目。依托着“全市首个农村综合改革发展试点”这个平台，一年不到，就使“国家二类贫困村”改天换地???集体经济富了，群众腰包鼓了。
“塘约道路”之最宝贵的经验与精髓，就是“三权”促“三变”，以农村产权确权、赋权、易权为抓手，围绕“三权”+党建+扶贫+产业+金融的发展思路，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这就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更加巩固，党支部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利益得到切实维护。
一些经验说起来简单容易，而做起来并非易事。以“土改”为例，如何让广大农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使土地实现“从分到合”的状态，并且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不是“动动嘴皮子”就了事儿的。这期间，转变群众的“观念”至关重要，而且还要解决好“回收”土地后农民的“去处”问题。
经济好了，更需要人的精神也“富裕”起来。也就是说，农村的小康，不能“顾此失彼”，还需打好“统筹牌”。如，针对农村大办、滥办酒席出台的塘约村“九条”规定;“好媳妇”“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评比。这些蕴含着“民慧、民主、民生”的好法子，同样让塘约村“精神小康”没有落伍。
塘约村是一个被唤醒的村落，生机无限。借用时任安顺市长曾永涛同志所言，塘约的实践，唤醒了两大资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资源，二是人的内在资源。这，无疑给其它的“塘约村”提供了可行可践的“嬗变”样本。既然赶不上小岗村，也有别于华西村，不妨就“闯”出一条路子，或许就能实现“蝶变”。
塘约村的变化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在塘约村，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这极大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使得全村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塘约村的变化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塘约道路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基层基础;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当前，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思想建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党员思想状况多元化、复杂性特征明显，一些党员党的观念、党的意识淡薄，出现了思想蜕变和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党的组织涣散，一些基层党组织制度不健全，组织生活不正常，党员管理不规范，甚至发生任命非党员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怪事。基层党组织在纪律执行从宽松软到严紧硬还没有完全实现，管党治党不严不实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反腐倡廉建设任务艰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法规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要求等。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弱化了党的领导、放松了党的建设、忽视了党的纪律，党的事业、党建扶贫攻坚就要受到损失。所以，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不断厚植我们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要紧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扎实推进基层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四基”工作，通过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基层党组织均衡发展。一是坚持以党的组织和工作全面、有效覆盖为目标，创新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着力构建分布广泛、完善严密、运行有效的基层组织体系;二是建强基本队伍，坚持打造领导班子强、能力素质强、作用发挥好的“服务型”党员领导班子队伍;三是抓好基本活动，要求农村基层党支部围绕基层党建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创新载体，增强组织活力，完善基本制度;四是健全完善务实管用的制度，努力形成机制健全、管理到位的制度体系;五是建立党组织书记参加党组织会议制度，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基层基础，要坚持重在平时、重在细节，把“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落实好，让组织生活在每个党支部都正常开展起来、认真起来、严肃起来，确保基层党建工作规范运行。实行基层党建目标责任制，用好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这个抓手，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互融共促，从而共同推进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胜利。
六月十九日，我在太湖的一个小岛上接到王宏甲从贵州安顺打来的电话，我第一次知道了塘约。关于这个村庄的事情，宏甲只是讲了一个线条很粗的轮廓，却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兴奋。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了《塘约道路》初稿，精神再一次被鼓舞。那个刚刚脱贫、在我的意识中相当偏远的山村，那个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那些在家乡的土地上再次看到了生活出路的妇女、老人，以及揣着新希望从天南地北赶回家乡的老少男女……都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
宏甲约我去塘约看看。八月初，坐在开往贵州高原的火车上，我的心情很特别??有一点激动，仿佛是要去拜访一个少年时代的梦想;还有些不安，是害怕失望吗?
途中有父子二人上车，一问，知道是农民工。他们一行六人(一个湖北人，五个来自江苏徐州)，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不等。六个人都是建筑工，从一个什么地方“转场”去贵阳。问了问他们打工的情况，我有意识地讲到了塘约，他们很有兴趣听。然后我问，假如在你们家乡，这么干，行不行?
“弄不成。”他们的回答相当干脆，“人心都散了。干部私心重，光顾自己，哪儿有这么好的带头人呢!”
对于这种回答，我也不觉得意外。
我本人出生在农村，从记事起，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倒，两三年后又“站出来工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去当兵，父亲仍然是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在我们县里有些名气的“老支书”。我的很多亲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当过两年农村记者……农村始终是我的根。不管我后来在什么地方，自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中国农村每一次惊天动地的变化，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新中国农村的过去与现在，至少，我不陌生。
事有凑巧，恰恰在最近这两年，我花了一点精力，搜集、阅读1949年前后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资料。配合这种兴趣，我还相当用心地重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以及他那部饱受争议的《金光大道》;看了网上找得到的相关老电影，例如《三里湾》《李双双》……现在想来，这很像是在为我今天认识塘约预作功课。
村寨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塘约村本部，我看到了很好的道路、很好的广场、看上去很好很新的村民住宅，以及一些人家停在门前空地上的小汽车、大汽车……我确实很难相信，仅仅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二级贫困村，一个“空壳村”。
我努力让自己展开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呼啸而至的大洪水，被毁坏的房屋、田地、道路……瓢泼大雨中无助、凄凉的呼喊，妇女孩子惶恐的哭声……自救和互救……村干部紧张、忙乱、疲惫的身影……然而这些，都只能是想象。只有被刻意保留下来的几栋简陋、破败的小房子，还能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塘约两年前的模样，那是留给今天和未来的一个见证。
组织起来的力量，真的这么大吗?
我知道宏甲最早给这本小书起的名字叫《重建家园》。在灾后一贫如洗的废墟上，塘约的确得到了很好的重建。虽然他们只是刚刚走出贫困，远远说不上富裕，村里刚积累起来的一两百万元集体资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个体小老板银行账上的余额，但是，说这个村庄已经焕然一新，一点都不夸张。那些在外地打工被召唤回来的男女村民，一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自己的家园在哪里。
不过，“重建家园”显然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标题。需要重建的岂止是广大的乡村，岂止是道路、房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制……哪一个不需要重建?
没有这种重建，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园在哪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我的家乡，自从生产队解体，村党支部办公的地方就变得冷冷清清，一冷清就是几十年。两年前，塘约也是这样。
可是今天，在塘约村委楼里出出进进的村民??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建议与批评??都让我相信，这里是他们真心认可的“统帅部”，是他们全部生活的一个支撑点，一个依靠。
宏甲深情地写道：“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刚刚摆脱贫困的塘约，的确已呈现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这种气象不仅仅表现在村容村貌、农民的生活生计迅速得到了改善，更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表现为村风民风的健康、清新。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一种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以这种心态从事不同的劳动，关心村里、社里的集体事务，不拿一分钱也踊跃参与筑路、修桥、拓宽河道;同时相当用心地对所有干部和党员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评价权、“罢免”权。比较很多地方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多、更实际的民主权利。
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要是真能实现中国农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想象一下，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丽景象!
在亲眼看到了塘约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给这个村庄的党总支书记、小我十五岁的左文学敬了一个礼，表面上像是开玩笑，内心里则十分庄重、真诚。
我在安顺待了十天，跟着宏甲不止一次见了村、镇、区、市四级党的书记。还接触了不少机关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扶贫帮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急迫感，那种真心实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我想我还有这个判断力。
跟周建琨书记的接触、交谈，还给了我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对于农民的脱贫，他和市长都不是简单地当作上级交下来的一个工作任务来完成，而是试图帮助农民找到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给当地的农村、农业，找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
我不断地受教育、被感动;在心底不断滋长的温暖和尊敬，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我知道宏甲正在撰写《孔子大传》。他放下了手里很重要的写作任务，来写这个村庄正在跋涉的道路。这期间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任务，仍然挤出时间飞到贵州补充采访，继续写这个村庄……
对此，他自己解释说：“看到了，不敢不写。”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更理解宏甲一定要写这个的原因。少年、青年时代八年的插队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村，建立了对农民的感情。因此，二十五年前，他就多次对我讲到，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几亿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建二十个深圳，中国也不能说强大。
本来，他到安顺是给当地干部讲人民观的，却在无意中看到了塘约，看到了，就放不下了。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种宽厚深广的情志和情怀。
在安顺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他一次次与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机关干部座谈、交流，一次次追着问人家：你们怎么看?这个有希望吗?能推广吗?要是推广，阻力在哪里?……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在采访，在写文章。他是在工作，在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贫困农民寻找道路，寻找那种能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东西。
不止一位当地干部说到，他们是在与“王老师”讨论、交流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塘约。
我熟悉宏甲的每一部著作。这部《塘约道路》，宏甲修改过很多遍，每一稿都给我看过，和我讨论过。有一次我们甚至通过微信视频讨论了一个通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他是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塘约呈现出来;要是有更多的贫困乡村能够从这里得到启发，组织起来，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因此与他从前的作品相比较，《塘约道路》的语言更朴素，更直接，更诚恳。事情做到这个份上，它叫不叫文学、是不是文学，都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