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两弹”模型捐赠给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当天，中物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田东风，中物院型号总指挥、科协*谭志昕，荣成市委副书记吕劭伟，荣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曲卫伟等参加活动。
郭永怀出生于滕家镇西滩郭家村，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领域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终年59岁。1999年，郭永怀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多年来，荣成一直十分重视郭永怀的事迹宣传。为更好地让市民了解他的事迹，2010年，荣成在博物馆广场东侧竖立了郭永怀雕像。近年来，又与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密切联系，为建立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打下了基础。
今年结合中央提出的“两学一做”要求，市委、市政府重新将展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组织专业力量，高水平策划、高标准建设，先后到北京、四川绵阳、梓潼与青海海北州等郭永怀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有400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资料、6个视频。根据郭永怀院士的生活工作经历，陈列馆拟划分为八大板块，分别是“荣成之子 潜心求学”“驰名海外毅然归国”“两弹一星功勋卓著”“儒家情怀大师风范”“献身科学壮烈殉国”“怀瑾佩瑜爱在天际”“高山仰止 永远怀念”以及多媒体教育厅。内容涵盖了郭永怀的出生、外出求学、归国、从事力学和国防科学研究，直至牺牲的完整人生轨迹。通过对其一生的展示和部分科研场景的复原，让人们可以充分了解郭永怀的儒家风范和大师情怀，全面展示了郭永怀院士的卓越功勋。
当天捐赠的模型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模型。吕劭伟在捐赠活动中表示，郭永怀是为“两弹”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荣成人民的骄傲。“两弹”模型是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重要展品，浓缩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精神，是对郭永怀卓越贡献的重要展示。对面向党员干部、青少年、社会公众全面深化党性教育、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今后，荣成将不断组织社会各界向郭永怀同志学习，切实发挥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作用，传递践行*的正能量。
据介绍，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是山东省首个院士纪念馆，国内展示新中国科学家风采的重要展馆，也将成为对社会各界进行国防教育、红色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践行*的重要阵地。
中科院院士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两弹一星”元勋。1968年12月5日，他在飞机降落失事坠毁中牺牲。牺牲的时候，他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抱着，数据才得以保留了下来。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记不得第一次写先生是2009年还是2007年在西西河了，12月5日是郭先生的忌日，本来想写一点点的，但是每天回家就累得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拖延症一发作就到了一月份，再拖下去就要过年了。
郭永怀不仅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更有既当爹又当妈带着中国的先进国防事业的辛苦和细致。我们看看这张图吧，画这张图用了我大约半年的时间，慢慢的从文献里面搂呗，看文献这事情，看多了也挺有乐趣的。
郭永怀回国是相当晚的，但却是那些大科学家里面最受TG中央信任的几个人之一。我们看看他担任的职务，人要是像他那样十年就要做这么多事情，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忙死或者忙到脑子里面熬腊八粥的。
郭永怀是中科大的化学物理系主任，别问我为什么化学物理系会找一个空气动力学专家来做系主任，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中科院，是为了两弹一星这个大项目组建的一个项目公司，中科大就是为这个大工程培养人才的，第一批的学生都是直接从别的大学录取名单里打劫来的。想起忙总说科学院不会再有那种大项目和以前的盛况了，可以解散。科学院不会解散，但是让科学院再回到举国之力搞重点武器装备的那么受重视的时代应该是不会了。毕竟这不是个坏事，真要逼着现在的中国玩举国体制，那么不是三战也是外星人入侵了。
力学所副所长是郭永怀第一个职务，顺便还要当工程力学研究班的班主任给大家讲课，不是带学生那种讲课，纯粹是挑一批聪明人过来生拔那种。
现在有一个热门是高超音速武器，郭永怀是国内高超音速武器研究的奠基人。郭永怀第一次开始思考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问题是50年代初，那时候他还在美国。但是因为他拒绝参与美国方面涉密的工作和他把大量的手稿在回国前焚毁，这些方面的科研成果应该是没有留给美国人。
回国后郭永怀提出，在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之后，介质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内部自由度，因此，必须考虑振动松弛，离解与复合，电离与中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他将这样一个速度范围称为高超声速流动，日后的实践，砚实证明了他的这种预见的正确性。1964年，郭永怀注意到了弹头通过核爆区，灰尘粒子对弹头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核武器还是个一吨多重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铁疙瘩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导弹核武器的攻击效果问题了，而且是让后来的核弹在前一发或者前几发的核爆处爆炸，给敌人的伤口上撒一把盐。(这个现在是攻击洲际导弹发射井和大型城市的正常做法，大家在纸上都这么干。)
前几年郑哲敏拿国家科技最高奖的时候，大家知道了一个名词??爆炸力学，这个方向，郭永怀也是奠基人。
前段时间美国的B-61钻地核弹被爆炒，其实我们也有研究，对钻地核弹研究的首倡者就是郭永怀，也许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做得工作不够多，不够完善，不过这个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做过工作。
氢氧导弹发动机和地空导弹是力学所的一项副业，那时候的科学院大把的大杀器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后来并入了五院，人也带走了大批，以至于力学所自己人也有人不知道干过这些。
郭永怀还有一项工作是三峡工程防护领导小组成员。就三峡大坝那座山，郭永怀说炸不了的，那些整天担心别人攻击三峡大坝的人可以洗洗睡了，他就是专门琢磨炸人家的，当然也得琢磨自己被炸的问题。
581和651是人造卫星，九院是搞核武器的，十七院是风洞，空气动力是搞飞机和导弹的。也就是说，郭永怀自己一个人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和生产以及测试，如何把这些大杀器送到足够远到目的地，如何把这些大杀器准确送到该去的目的地这些工作。目前中国独此一人，在其他四个拥有氢弹和洲际导弹的常任理事国里面，也未发现有这么NB的人物。
原子弹的爆轰理论(从无到有)、氢弹的武器化(真正的大杀器)、导弹核武器研究(把大杀器送得远远地)、飞行器再入大气层研究(保证大杀器安全准确落到目标上)，这些也是五大流氓能够关上门来决定别的国家命运的关键，是进入那间会议室的门卡。联合国现在有193个会员国，剩下的188个会员要是混一把椅子，拿出这些家什，自然可以换张门卡。
今天是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为国牺牲46周年的日子，清早起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前不久，见到郭永怀先生与我们三个研究生的一张合影，我的一位好友特地从网上下载后发给了我(见附件)，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与导师在一起度过的难忘的日子。想当年，郭先生刚过五旬，虽然清瘦，但充满着活力。他那时肩挑着两个重担：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工作极其繁忙，每周工作六天半，还经常到大西北出差，但他的脸上从未显露过倦意，还总是把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放在心上。
26年前，我在纪念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20周年的短文《当好铺路石子》中写道：“郭永怀教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声容笑貌长留在我们心间。作为他生前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永远真诚地奉他为人生的楷模。……他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地当好铺路石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贡献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许这是纪念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怀教授对我和李家春说这番话时的情景。
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和国防尖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好“铺路石子”。
在为在中科院力学所，他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所长。从制订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组织学术讨论、推动科学研究，到设计兴建大楼、改善职工伙食，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当我坐在所图书馆的灯光明亮的书桌上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图书馆的总体布局乃至灯光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处处渗透着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断攀登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峰。在实验室里制订方案，在戈壁滩上身体力行……。
那时，我们研究生作为“小不拉子”，对于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触中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
刚进力学所大门时就听说，郭先生很严厉，对学生有点“凶”，令我们几个有点忐忑不安，而实际接触下来，满不是那回事儿。
他的确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记得的一次幽默是他开讲“边界层理论”课程时，先介绍他的助教呼和敖德，在黑板上写下“呼和”二字，说“这是‘零级近似’，你们可以叫她呼和老师”，接着写了“敖德”，说“那是‘一级近似’，至于‘二级近似’，我也搞不清楚”，这番话引来哄堂大笑。后来在私底下我请教过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级近似”，她告诉我一长串音节的姓氏，我至今也没记住。
后来，我们还发现他说话态度的严厉程度与对话者跟他的年龄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学生P与他谈话时就有点胆怯，郭先生批评他时有点严厉。最近，我的一位老学长告诉我，P先生目前已有九十多岁了，他学问不错，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带出来的学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谈话中，郭先生没向我们讲一句大道理，只是让我们把所有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方法，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两本关于科学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们体会到“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
见面以后的三个月，郭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以阿尔文(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宇宙电动力学》为主要参考书，学习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同时把此书翻译出来。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译作，战战兢兢地交了稿。事隔两个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给了我，告诉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为标准，好好修改译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见稿纸上布满了红字修改。恰好，我那时听完了师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课，并学完了所里开设的“英汉翻译理论和技巧”课程，按照导师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进行重译，于是，二审得以通过。导师又帮我联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译著出版因“文革”开始而被耽误，后来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印行。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书的问世。
那时，力学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学习，大家你追我赶，每周一般读书七天，从早上七点读到晚上十点。周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为周日上午郭先生经常踱着方步到我们的学习室来。有一个周日，他来了，走到我们仨跟前，满脸笑容，递给我们三张糕点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吃饭定量，普通糕点也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学部委员，有些许特供，因此，就把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这大概是师母的主意。小小糕点票，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情意。
进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组织磁流体力学讨论班，集体学习留比莫夫的专著，并讨论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中，我看到了先生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宽严相济的组织能力。年纪越长的越有压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倒是迎来了学术上的阳光雨露。
几十年过去了，郭先生颀长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他内向、低调，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喜欢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老低着头，靠着建筑物的围墙走，只要他在中关村，上班的时间总是定数。有时，我们哥儿几个有意在那个时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赏这道风景线。可惜，上苍早早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缅怀，是为了激励。如今，做学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导师关于做铺路石子的教诲，却一刻也不敢忘记。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负导师的培育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