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国互动持续深化，竞合态势加速分化。一方面是中俄、美印、美日的战略合作加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美俄、中美大国间竞争甚至一定程度的对抗日益加剧。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新形势下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提出四点主张：
一、共同维护和平安宁。亚洲各国人民要永不为敌、增进互信，共同守护亚洲和平安宁，为亚洲各国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条件。
二、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亚洲各国人民要聚精会神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互帮互助，从各自发展战略中发掘新的合作动力，规划新的合作愿景，锁定新的合作成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彼此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能。
三、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亚洲各国人民要践行亚洲安全观，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共同担当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共谋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邻国相处之道。
四、不断巩固人缘相亲。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
大国博弈竞合并存，地区热点“冷热”不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跌宕起伏，大国之间竞合态势加速分化，朝鲜半岛问题显著升温，南海问题在仲裁结果公布后意外降温，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依旧存在。中国实力的上升成为把控与塑造周边地区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稳步推进在改善地缘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地缘优势重构。
大国关系竞合并存，“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并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倡导的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的重要机制，尽管得到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崛起并进而称霸的“战略设计”的担心与怀疑仍十分突出。美国和日本对倡议的战略对冲立场仍较为突出，印度的立场则较为矛盾，较之出现明显倒退。
朝核、南海交替升温，周边安全纷繁复杂
美国认定中国会对其霸权体系形成冲击和挑战，加大了应对中国崛起力度，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未来，地区热点问题与大国博弈相互渗透，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益复杂。一改过去几年的热度排序，朝鲜问题将会超越南海争端，在2017年成为地区热点中的“热点”。但是，南海问题关系到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权势的博弈，是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战略议题。因此，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长期的政策选择。未来，美国极有可能重新强力介入南海问题，与中国在岛礁军事化和《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上展开博弈。
中菲两国领导人通话，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2017年5月3日，*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双方肯定了两国关系实现全面改善以来在各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并对在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会晤表示期待。而就在5月1日，杜特尔特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电话，并以行程太忙为由，暂时婉拒了特朗普对他发出的访美邀请。
“杜特尔特最终访美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但是杜特尔特在这两个电话中所反映出的态度对比还是很鲜明的，菲律宾暂时性地把外交重点放在了中菲关系的发展方面”，对此，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研究员张洁做出评论。她还介绍到，在刚刚出版的、由她主编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7)：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中，尽管中菲南海国际仲裁案裁决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外交压力，但是从下半年开始，随着中菲正常关系的回复，南海问题发生“戏剧性”转变，争端开始明显降温，这说明中国主张的“双轨思路”在处理南海争端中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一、中国在周边环境变动过程中面临的“崛起困境”
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开始复杂化，钓鱼岛争端则标志着中国周边环境进入特殊过渡期。为应对中国崛起，各方力量在中国周边角逐，中国由此步入“崛起困境”期。其征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部分周边有些国家间结盟趋势加强。正处于相对实力衰落阶段的美国，受到国内制度、利益集团和财政压力的牵制，试图运用“巧实力”、借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力量对中国进行制衡。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中国在周边需要长期面对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在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美国的不对称体系，其成员不具备根据自身利益灵活调整结盟关系的能力。除此之外，与传统联盟制衡行为追求地区力量均势的目标不同，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导致地区力量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第二，部分周边国家借助外部势力寻求改变现状，中国周边环境的政治对抗性提高。在美国力量重返亚洲的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划界争端成为地区安全焦点。在搁置争议多年的岛屿和相关海域，部分邻国相继进行挑衅，试图将对于争议海域和岛屿的实际控制上升为法理控制。由于直接涉及主权和领土安全，中国被迫面对一个向传统安全领域回归的周边环境和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敏感议题。尽管在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上，中国的应对策略得当，因此暂时占据一定上风，但中国与周边声索国多年来“搁置争议”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级，长期对峙和胶着状态难以避免。目前，试图改变现状的邻国大多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国。为了维持在联盟体系中的信誉，美国不大可能对于可能的相关冲突袖手旁观，这意味着大国被拖入对抗关系的风险正在提升。
第三，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开始下降。近十年来，中国在周边拓展影响力和博弈的筹码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公共经济领域持续投入成本。中国“以经促政”战略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运用自身经济实力及与周边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和构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为周边国家提供开放的市场和抵御区域外汇率波动的冲击，以及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以经促政”的战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明显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然而，与经济关系紧密度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近年来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换取良好周边政治环境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出现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
二、周边环境变化和中国陷入被动局面的动因
尽管中美两国学者从“战略互疑”的角度诠释了中美邻关系的变化，但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必然性和结构性原因不应被忽视。中国周边大环境变动背后的动因源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变化，而非各方缺少互信和对于对方战略动机误判所致。中国在周边环境变迁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海洋问题上遭遇的挑衅并非偶然事件的组合，而是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日实力对比逆转和中国与周边小国实力差距拉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目前在地区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则是上述逻辑所导致的中、美、邻战略互动之产物。
(一)美国与其部分盟国选择预防性战略应对中国崛起
预防性战略模型通常运用于分析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动态变化时，相对实力下降一方战略选择背后的动机和行动逻辑。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在其相对实力衰落的自我认知期间，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偏好更强，其原因在于该国对将来能否形成以于己有利的解决冲突方案存在悲观预期和焦虑心态，急于在对方压倒性优势形成之前通过预防性战略最大程度避免日后可能的利益损失;反之，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与周边相对实力的增强，一国的谈判“议价能力”上升，其打破现状，特别是通过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意愿明显下降。霸主国对其竞争对手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动因分析表明，当主导性大国自认为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相对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它针对崛起中大国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可能性增大。
(二)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
除了美国的介入之外，对于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也强化了一些周边国家冒险采取预防性战略的决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策略互动的案例研究显示，当中国对周边国家长期固守温和克制的对外政策，使其对于中国维护稳定、不愿使用武力的动机形成某种稳定预期时，周边邻国可能产生通过对中国国土进行蚕食以获取超额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这种动机的形成会使中国在周边遭遇更多骚扰行为，其最终结果可能导致中国放弃怀柔政策，对周边国家持续的挑衅行为给予强硬的回击。
近年来，当周边国家在南海不断搞小动作、试图试探中国的底线时，中国没有给予强有力的实质性回击，这更加强了周边国家对于中国不愿意为争端动用军事力量的判断。这些主观印象和判断的客观后果是鼓励了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别在中国领导班子交接的特殊时期，菲律宾和日本政府均判断中国决策层会更加谨慎保守、以求稳为重，于是纷纷借此时机寻求改变现状。
(三)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竞争使区域合作机制的工具性取代功能性
地区力量格局决定东亚合作的实现需要依靠大国在背后主导。降低脆弱的东亚经济体系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各国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及相关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为创建和维持开放的地区经济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或机构存在。2009年之前，东亚地区存在两个相互兼容的主导力量。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低水平的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其表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危机管理，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益。虽然没有独立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核心力量存在，但是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能力和意愿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需求。
在中、美、邻的相互博弈中，地区制度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的初衷和功效。美国力推TPP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亚10+X”合作框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合作供给机制和规则。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解作用。
三、应对周边挑战的战略视角与策略应对
在对周边环境变化趋势做出判断和理解其背后深层动因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在战略视角上重新定位与区域外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在策略层面降低周边环境变化给中国崛起带来阻力。
第一，中国应正面应对与美国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将如何突破崛起困境期作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背后的主要动因是结构性矛盾而非国家间战略互疑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回避矛盾的余地越来越小，需要正视和直面困难与挑战，放弃通过单方面外交克制和经济让利可以换取和谐周边环境的想法，从自身能够把握的策略环节入手，争取将崛起的困境和阻力降至可控范围之内。
中国实力的上升已经打破亚太地区格局，区域内大国关系亟待重新定位。在地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将地区利益共同点做大是中国努力的方向。但需要明确的是，中日关系需要在日本正视中国崛起现实和彼此尊重、认可对方国际地位的前提下重构，中国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尊重和支持也应当建立在美国不过度挤压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基础上。
第二，在主权问题上中国需要对外更加明确战略底线。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还存在高度相互依赖关系和共同利益;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部分周边国家尽管希望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从中国身上获得更多利益，但它们并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而产生的代价，因此各方都只是希望在中国的底线附近打“擦边球”，在中国不做出强硬反应的前提下获得利益最大化，而并不希望真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底线。
第三，在周边多边合作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可考虑在主推多边合作的同时，将更多注意力投向做实具有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思路上。近十几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区域多边经济合作，希望通过建立核心机制和一揽子合作协议解决周边关系和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这一思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难度在增大，中国需要调整处理周边关系的思路。如今，美国在巩固和加强其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关系的同时高调推进TPP，在亚太地区将其军事联盟体系与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进行整合，建立地区单一主导权的意图明显。中国目前想继续有效推动和主导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阻力重重。
最后，在周边环境陷入被动局面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选择将崛起的战略视角适当向其他地区转移和分散，以释放部分崛起压力。根据历史经验，崛起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地缘所属地区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