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是煤炭大省，煤炭国企占主导，担大任，对全省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支撑和保障作用，同时承担着经营主体、盈利主体、社会稳定、安全主体等重要功能和责任。我省国企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在思想意识方面突出表现为“两个混同”，即存在着简单地将国家经济控制力与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混同、将对国有经济控制力与对国有企业持股比例混同的模糊认识，导致国有企业在二级及二级以下公司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母公司产权结构单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展缓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有效建立和运行。
第二，在监管体制方面突出表现为“两个过多过细”，即政府部门审批事项过多过细，国资监管机构对国有企业具体事项管理过多过细，导致国有企业遇事“找省长”，不是“找市场”，也就是“找市场”的主动性和精力受到影响。
第三，在运营平台方面突出表现为“三个缺乏”，即：
一是缺乏高效制衡的决策平台，主要问题是政府部门如何实现由事前审批向事中监管、事后追责转变，国资监管机构如何将政府部门惯用的审批方式代之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对权属企业进行管理，缺乏制度和政策安排;
二是缺乏专业化的运作平台，主要问题是企业内部同类产业整合不够，专业化管理机构、机制和水平不足，企业运营效率不高;放到省级层面来看产业雷同、重复建设、人才不足、相互竞争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如煤化工)。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合作，则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
三是缺乏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运营平台，过多依赖银行贷款。各大集团贷款余额均超千亿元，资产负债率均超80%，年财务费用近百亿，成为银行的“打工者”。
第四，在公平竞争方面突出表现为“两个过重”。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错误舆论倾向。仇官、仇富、仇国企，不但在一部分普通群众中流行，一部分所谓自由派学者、改革派人士也过分强调民营企业面临玻璃门等不平等竞争，把国有企业的成就统统归功于垄断和政府补贴，抹杀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共产品领域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国有企业承担着经营主体、盈利主体、安全主体、稳定主体的系列责任，承担的社会稳定责任过重，历史包袱过重，导致国有企业无法及时关停低效无效项目，无法建立真正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及时清退富余人员，由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存在“两个过重”问题，事实上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第五，在企业经营管控方面表现为“虚、散、弱、乱”。
“虚”主要表现为不良资产大，资产负债率高，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差;
“散”主要表现为业务体系范围大，成员企业数量庞大(有的多达几百家)，管理层级多(五到六级)，有些国有企业重组后，内部的整合仅是物理变化，甚至拉郎配，距化学变化即深度融合还有很大差距。
“弱”主要表现为与国内领先的国有煤炭企业相比，抗风险能力弱、整体盈利能力弱、核心竞争力弱，在当前全国煤、电双过剩背景下，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隐忧尤为突出;
“乱”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管控架构尚不完善，运行不顺畅，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对下属企业的管控能力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计划经济烙印。
第六，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顺畅。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公司制甚至股份制改革，但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存在着“三不清”的问题：
第一个“不清”就是同一级法人治理机构权责界限不清晰，特别是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权责界限不清，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党委办公会合并为党政联席会，原因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全部由组织部门或国资监管机构任命，董事会选聘经理层的权力没有真正落实;
第二个“不清”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母公司董事会与子公司董事会权责边界不清晰，母公司没有充分尊重子公司经营自主权，对子公司管理过细过深，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仍然需要到母公司职能部门审批、甚至要由母公司董事会重新审议;
第三个“不清”是母公司通过子公司法人治理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的工作机制没有理清，如何将对子公司行政式管理改变为产权式管理、如何派遣产权代表、如何确保产权代表在子公司决策过程中既体现母公司意图又不干涉子公司经营自主权等问题，都缺少清晰的思路和机制保障。
第七，国有煤企安全风险加剧。主要面临“六大风险”，对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经济下行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的风险倍增。
二是资源整合矿井潜在隐患突出。
三是国有企业多元化发展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地域多元、产业多元、股权多元)。
四是老矿井安全风险急剧增加。
五是瓦斯治理和水害防治任务更加艰巨。
六是大量整合矿井、建设项目即将投产带来安全风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省煤炭国企改革既是一场保生存、谋发展的攻坚战，更是一场没有退路、必须勇往直前的“遭遇战”，我们必须勇于担当，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快速系统地大力推进，打破“瓶颈”，破解难题。
产能严重过剩是导致当前钢铁煤炭行业价格持续下滑与行业整体亏损的直接诱因之一。要从根本上扭转钢铁煤炭行业的经营困境，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去产能。去产能是政府五大经济任务之一，而钢铁煤炭行业则被政府列为去产能的重点行业。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改善煤炭生产经营秩序的通知》，引导煤炭企业按照全年276个工作日实施减量生产。沙钢集团决定在自主减产20%。
当前去产能，不能再沿用过去政府大包大揽却收效甚微的思路，而是要转向以市场化手段去产能的新阶段。面对在政府简单以规模标准强制淘汰过剩产能压力下被动采取不断做大产能规模应对的钢铁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压减技术上并不落后的大规模产能，市场化手段可能已经是政府去产能的唯一选择。各级政府应当坚持绿色发展要求，以环保为红线，坚决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标准，加强环保执法检查，加大违法惩处力度，保持环保高压态势，通过环保手段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要突出强化环境执法部门地位，打造强势环保执法队伍，提升环保监测装备水平，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标准和相关要求的落实。要完善环保部门的管理体制，强化地方环保部门的垂直领导，避免地方同级政府部门过多干扰环境执法。全面排查钢铁煤炭行业的环保情况，以统一环保执法尺度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和大中小企业，加大对违法企业和违规项目执法力度，真正关停一批环保不达标或严重违法排放的企业。
要像治理腐败一样，鼓励各界举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和维权来发挥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同时，要严格控制或临时性冻结钢铁煤炭新增产能，大力拆除违建产能，限制开采或进口劣质铁矿石与煤炭;提高建筑、工业制造用钢标准，强化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压缩低档劣质钢材生产。
僵尸企业的普遍存在，也是导致钢铁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坚定去产能的同时，也必须大力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的清理。应加快制定钢铁煤炭行业无所有制与规模差异的僵尸企业认定与处置标准，积极探索创新僵尸企业处置方式，坚持以市场化手段深入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各级地方政府应共同出资，设立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处置基金，为解决僵尸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资金支持;对钢铁煤炭企业主动关停拆除的合法产能适当给予补偿，或采取以奖代补措施鼓励企业主动关停拆除过剩产能。
钢铁煤炭行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每一个钢铁煤炭僵尸企业的清理，都将涉及大量员工的再就业问题。为此，应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和做好善后工作，处理好企业停产减产破产带来的再就业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煤矿破产基本条件，比如资源濒临枯竭、开采成本高、亏损严重且扭亏无望等;可参照原国有煤矿破产政策，研究建立煤矿退出机制，引导衰老煤矿稳妥退出，减少无效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