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出的“把提前退休的选择权交给妇女”的建议再一次把“妇女延迟退休”的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在腾讯微博上，广大网民对“延长女性退休年龄”的提议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一时间引发热议“爆棚”。
有网民对该提议持肯定态度，称这是“男女平等”社会的前奏;也有网民持反对态度，认为妇女延迟退休将给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带来不利影响;当然，也有网民保持中立，“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提出了不少建议性举措。
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消息被透露后，热议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与大多数人的简单争论不同，长期关注“退休年龄”问题的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樊明教授采取了实际行动。他从2007年10月开始，带领113名本科生，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了《退休行为及退休年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实行，并有大量详实的数据支持。报告还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等人的关注，并打算到2009年全国政协大会时，以这份研究报告为基础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正式提案。
1、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到2.7亿人
樊明教授在他的办公室内，与3名学生讨论《退休行为及退休年龄研究》报告的出版问题。“10日左右，我们这个研究报告可能出版，是一家很大的出版社为我们出版。这三位同学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大四的学生。”樊明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自豪。
樊明是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根据推算，从现在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2、113名本科生历时一年完成退休年龄调研
中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200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人口老龄化无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应该引起全社会关注。其实在学术界，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事儿，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我也一直比较关注，并打算做一次深入调查研究，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樊明说。从2007年10月开始，樊明教授组织王钰鑫、王娇等全校113名本科生，在郑州市及河南农村地区进行了一次针对退休问题的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是113名同学，在樊主任的指导下，有23名同学参与了研究报告的写作。”王钰鑫说。
3、退休者主张的退休年龄高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退休问题的调查问卷，可以反映出不同人群对待退休年龄的不同观点。”樊明指着桌子上厚厚的调查问卷说。
樊明介绍，他们的调查对象分为三类：城市已退休者、城市未退休者和农村农民。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100份，其中已退休问卷1043份，未退休问卷614份，农民问卷443份。已退休问卷和未退休问卷均来自于郑州市，农村问卷的调查主要在河南各农村地区进行。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主要想了解的问题有：多大年纪退休合适;退休后干什么，是在家休养还是继续工作;主张合理的退休年龄是多少;对男女同时退休的态度是什么，赞成还是反对;个人特征的相关信息，诸如性别、年龄、所受教育、退休前所从事的行业等。”王钰鑫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内容的调查，可以很好地反映公众对于退休问题的看法。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发现，已退休者主张的法定退休年龄均高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女性职工来说，这个差距最为明显，女性干部其次，男性最小。
4、调查显示，认为自己退休年龄正合适的人占61.94%
调查数据表明，在已退休者中，认为自己退休年龄正合适的人占多数，有646个样本，所占比例为61.94%;认为自己退休年龄早了或太早的样本共315个，所占比例为30.20%;认为自己的退休年龄晚了或太晚的样本共82个，只占较小比例，为7.86%。
全部样本中，认为自己退休年龄正合适的样本有889个，所占比例为57.95%;认为自己退休年龄早了或太早的样本共437个，所占比例为28.49%;认为自己的退休年龄晚了或太晚的样本共208个，所占比例为13.5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认为自己退休年龄合适或者早了的人，要远远多于认为退休年龄晚了的人，这就为延长退休年龄创造了条件。”樊明说。“退休人员边拿退休金边再就业，有违养老金的初衷，造成本来紧缺的养老金不恰当地使用。”樊明说，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城镇居民退休后再就业率高达33%。
“养老金就其基本初衷来说，是给年老退休后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所提供的经济保障。如果退休者退休后大规模再就业，演变成边工作边拿退休金，退休金则演变成一种工作以外的额外福利。从这一点来说，延长退休年龄也是有必要的。”樊明说。
5、女性最多工作到55岁，人才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调查中，樊明还发现，受教育程度、家庭负担、工作性质等诸多因素影响着人们主张不同的法定退休年龄。
比如，受教育程度越长的人更倾向于晚退休，家庭负担重的人比家庭负担轻的人更希望工作，退休前在政府部门和文教科卫等行业就业的退休者有更强的早退休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肯定会有不同的立场，也就造成了对待退休问题的不同看法。”樊明说。事实上，酝酿延长退休年龄的消息出来后，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停留在是否该延长退休年龄上，中国女职工比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早10年也引起了人们更多地争论，而且意见分歧很大。
中国目前退休年龄为：男60，女干部55，女职工50。这沿袭了几十年的政策，制定的初衷是对妇女的照顾。但随着时代发展，独生子女政策减轻了育儿的辛劳，健康得到保障、工作生活环境变好，女性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平均寿命日益延长，在许多工作上完全可以与男性匹敌。但是依据现行规定，女性再优秀，也只能工作到55岁，女性人才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6、男女不同龄退休制度，有可能影响晚年和谐生活
有网友这样说，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早已平等，就身体状况而言，只要到各地大小医院去作个统计便不难看出，在50~60岁或55~60岁这个年龄段，就诊和住院的男性远比女性多，女性较男性寿命长(我国为岁左右)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综合各种因素，应该让男女同时退休。
也有网友对男女同时退休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可将男性退休年龄提前到与女性相同，或女性年龄延后一点，男性年龄提前一点,以达到同龄退休。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直接推迟了相当一部分人群就业的起始年龄，加之人均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如果不相应延长退休年龄，就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女性尤为严重。”樊明说，“还有可能造成晚年生活不和谐，按照当今中国人的婚姻习惯，夫妻年龄相差不多。他们本可以一同退休，晚年相依相伴、相互照料，而男女不同龄退休的制度，无情地将他们晚年和谐生活推迟了10年。”
7、经过调研，延长退休年龄，不会带来失业率上升
“延长退休年龄，是否会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表示，目前，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压力，而不是延长退休年龄。
对此，樊明表示，经过他们大量调查研究，“延长退休年龄，不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樊明说，根据对91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数据研究后发现，失业率和法定退休年龄的相关性非常低。
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奥地利为缓解就业压力曾采取鼓励退休的政策，但结果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一个国家的就业容量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樊明说。
“当然了，延长退休年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樊明说，就目前西方国家对退休年龄调整的实践来看，都是采取相当缓慢的调整过程。美国计划在22年时间里，将退休年龄由65岁延长到67岁。
樊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到，将女职工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男性不变;到2017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男性不变;到2022年，将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不变;到2026年，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性不变;到2030年，退休年龄再根据退休人口赡养率作进一步调整。
8、提出对不同特征群体采取不同退休年龄
为了较好实现法定退休年龄平稳延长，樊明还提出了差别调整的概念，即对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采取不同的退休年龄和不同的调整过程。比如：法定退休年龄最低的女职工，有较强的愿望提高目前的退休年龄，可以先延长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政府行政管理、文教科卫和IT等行业的就职者，都希望晚退休，可以首先在这些行业实行弹性退休，延长在这些行业就职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对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先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延长其退休年龄。
樊明带领113名本科生所做的这一研究，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等人的关注。蔡继明还打算，2009年全国政协大会时，以这份研究报告为基础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正式提案，尽量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到2050年，年轻一代必须拿出自己收入的41%用来供养老年人。
在当前现收现付的制度之下，养老保险成为两代人之间“跷跷板”的游戏。
随着制度赡养比的恶化，如果老年人不愿意多做一些贡献，比如降低养老金或是延迟退休，那么年轻人将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养老“税率”。
赵耀辉在26日举行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7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延迟退休对缓解老龄化的冲击、减轻年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非常关键。
赵耀辉说，如果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年轻劳动力定义为20岁至59岁，那么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
若以税负的角度衡量，年轻劳动力的“税率”将从2010年的16.8%增加到2050年的40.9%，即纯粹为了支付老年人的花销，年轻劳动力将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41%。
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现收现付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导致在职人口减少而退休人口增多，制度将会面临收支失衡，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
中国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经意识到现收现付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制定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统筹账户用于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则用于积累，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来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老年人抚养比从2010年4.9下降到2050年的1.4，就意味着2010年是五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到了2050年则变成一个半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这将是年轻人难以承受的负担。
赵耀辉说，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的净收入，抵消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净支出增加，从而使个人生命周期的收支重回平衡。
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措施，年轻劳动者的负担将会大大降低。若在2030年将65岁作为退休年龄和在2050年将70岁作为退休年龄，中国老年抚养比未来40年还将基本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年轻劳动力“税负”的增加也十分有限。
相比于专家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的直言，政府部门则显得相当谨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23日在对“十三五”规划会否涉及延迟退休问题做出的回应是：“还需要研究”。
徐林认为，中国的人口状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现在每年都在减少两三百万人，这对中国劳动力的富余程度、对劳动成本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徐林说，“十三五”的时候应该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能够提出一些应对之策。至于这些问题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需要研究。
赵耀辉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放开“单独生育”政策，甚至是完全放开生育政策而扭转。中国人口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出现大的反弹。
赵耀辉还强调，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提高退休年龄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既有一线女工劳作一生身体状况不允许延迟退休，也有跳广场舞的大妈，身体很好却早早退休。但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人口健康状况与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量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