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意味着以延迟退休为突破口，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将面临再次调整。然而，延迟退休年龄关乎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细节可谓众口难调。延迟退休是否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
延迟退休政策信号为何“遇冷”
要问民意舆情对延迟退休是支持还是反对，坦率地说，多数人对延迟退休抱有抵触态度。无论是官方调研，还是民间媒体的社会调查，结论大都表明，多数人并不支持延迟退休。而上海市“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自2010年试点以来，仅有数千人自愿参与，与上海现有的数百万退休职工相比，这一可怜的数字表明大部分在职员工对延迟退休“新政”并不感冒。
实际上，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不同群体的利益，甚至会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再分配。高层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信号，却频频遇冷，表明普通劳动者对延迟退休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担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针对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与之前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制度并立，形成了极具社会转型色彩的“养老双轨制”。在“养老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不需要本人在退休前缴纳，全部由财政负责;而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在其退休前共同缴纳。而且，从现实来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可达到在职工资的八九成，而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金只能达到在职工资的四至六成，替代率严重偏低。
“养老双轨制”犹如一道藩篱，人为地将劳动者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对于体制外的普通企业员工，特别是劳动强度大的员工而言，延迟退休将意味着他们在退休前要缴纳更多的养老保险费，退休前的生活负担因此而增加，虽然理论上退休后会获得更高的养老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延迟退休不仅意味着他们正在享受的零养老保险费待遇得到延长，还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声望等身份属性能够继续得以保有，而退休后却可以享受多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退休金。况且，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者又恰恰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范畴，这也难怪为何高层屡次以延迟退休试探民意，却得不到大多数民意舆情上的支持。
从主观方面来看，企业和企业普通员工对延迟退休的积极性都不高。对于在企业低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他们的在职收入较低，养老金和在职工资差距不大，作为理性人，都不愿意延迟退休，多缴纳几年养老保险费。对于在企业高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退休后往往可以被用人单位返聘，可以获得养老金和返聘报酬双重收入，他们显然更愿意按时退休。而且，企业返聘退休员工的人工成本，由于不必为其支付养老保险费，反而更低。
另一个反对延迟退休的群体来自需要就业的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虽然延迟退休人员的工作岗位和性质，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和性质，并不一一对应，但从就业岗位总量上看，延迟退休还是减少了闲置岗位的供给，而且减缓了年轻人的晋升步伐。国家人社部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就业岗位中，三分之一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延迟退休年龄，不仅是年轻人不愿接受的，主管全国就业工作的人社部也将承担巨大的压力。
如此说来，延迟退休的决策似乎是一厢情愿，然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人社部官员面对媒体时的多次表态，却为何多次表明准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坚定立场?其实，静心推敲，不难理解这背后的政策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