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曾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
鲁迅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民国之初，鲁迅应蔡元培召，任教育部公务员，1912年年中每月津贴60银圆涨到每月“半俸”125银圆，并在年末定薪俸220银圆，1913年2月薪俸涨至240银圆，12月后减至216银圆。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这还不算其教学以及写作等多种其它收入。
顾颉刚
顾颉刚，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1935年顾颉刚42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400圆，同时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160圆，月收入共560圆。
林纾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其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19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林纾，任教北京正志学校，月薪500银圆。
英千里
英千里，1924年，英千里自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协助父亲筹办辅仁大学。从此，投身教育事业，一生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他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种文字，尤其是英语，被公认为外国人心目中英语最好的中国人。1927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赴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校。
英千里在辅仁任教的同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3份工的英千里最多的时候一月能拿1000多圆大洋
梁实秋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
19世纪三十年代梁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月薪400圆。
周作人
周作人，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据14年《安徽商报》所载，周作人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做编辑，月薪120圆;半年后出任北大文科 (文学院)教授时，月薪一下子涨到了240圆。
胡适
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917年8月中旬，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月薪260银圆，一个月后，北大又给胡适加薪，升职为本科一级教授，薪俸加至280圆。
那么银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又或者说一银圆能买什么呢?
根据《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一书中，记录1912?1924年北京市的物价。当时北京的猪肉价格，1913年是每百斤11圆7角;1916年有所上升，每百斤13圆3角;且当时还是半斤八两的计量方式，通过资料得出当时的1银圆约可买现在10斤猪肉，而现今10斤猪肉，取现今的相对低价来说，按10块1斤算，得出民国时的1银圆约合现在100元人民币，但当时猪肉应该算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具《民国教授们的经济生活》一文中所载，“1920年左右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当时的物价还不是很高:新建的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8分钱;1元钱可买8斤猪肉，或者舒舒服服地吃一份一汤三菜的西餐，包括面包、黄油、果酱、咖啡，还有一些小吃;2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只需20元左右。”而在1924年，鲁迅花不到1000元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的一套四合院，现在想买一个四合院，做梦吧，亲!
据说民国时县长的月薪是20银元，对比当时教授的工资，以及现在个别村长级的“老虎”与现在教授的工资，不由咋舌，虽然民国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教授们的工资无法发全，但是当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确实是需要我们现在要学习的。
金钱不能衡量学术价值，而真正的专家学者也不是为了钱而搞各种研究，但提高教师待遇，却可以向社会传达一种信息，说明我们在重视教育。如今很多行业都以金钱价值来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比如书法，居然可以以每平尺价格来评判。
易中天先生在《来讲啦》里说过，“即便我贫穷，我也乐道，不是说乐道一定要贫穷。谁规定说知识分子就该贫穷，谁规定说读书人就该贫穷，而先富起来的就该是挖煤的挖油的?什么道理啊?如果说一个社会，读书的人、创造知识的人、创造文化的人是穷兮兮的，这社会是合理的社会吗?”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教师待遇这种方式使更多人投身研究领域，由被动逐步转变为主动，同时也让为研究事业贡献终身的专家学者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精力付出，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有一天你有幸能够到老师的家里拜访，当你看到老师家里除了满壁的书籍，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你除了崇敬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哪怕你知道你的老师所追求的不是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