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当成为继营改增之后的财税改革突破口。适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确立‘综合扣除+专项扣除’税制框架。”全国政协委员、资深注册会计师、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表示。
鉴于我国地区不平衡、社会配套措施和征管条件不健全等实际情况，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在做好方案论证和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成熟一点推出一点，不错失时机，不因噎废食，不止步观望。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资深注册会计师、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张连起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将现行分类税制改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建议先将部分所得项目予以合并，实行综合征税，初步搭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框架。
第二，在合理确定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考虑居民家庭不同负担情况，适当增加有关家庭生计支出的附加扣除项目。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兼并税率级次，缩小初始税率比例，降低中等收入者税负，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第三，构建新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与综合征税相配套的税收征管体制。加快修订税收征管法，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推动现金交易的规范管理等社会综合配套条件的逐步完善，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加快个人所得税征管现代化、信息化的步伐。要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进行重点监控。为跨境投资、商贸等纳税人建立纳税档案、纳税台账，重点税源、重点管理。
运用好大数据和云计算，升级“互联网+税务”，将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等征管全过程都纳入信息系统，实现税务-银行-企业间网络互联互通，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全面提高征管质量和征管效率。
以前，财税体制改革按照预算、税制、财政体制的顺序依次进行，这与实际情况不适应。应当将三者视为整体，以财政体制为主体，以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为两翼的方式来推动整个财税改革，达到“一体两翼”的效果。
以财政体制改革为主体，特别需要进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的职责。在财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它必须排在首位，做整体的谋划。
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时，会涉及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与地方的关系，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这同时涉及中央、地方的本级支出，以及转移支付。各部门的职责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计算部门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中央与地方就可以更好地规划清楚。否则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能错位，事权紊乱。
地方政府“缺钱”不能从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分配考虑。我们现在说支出，地方支出占比达到85%，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多大的地方税体系才能支撑地方的支出责任?如果按照这种支出情况来“补偿”，这意味着85%的税收要交给地方，中央收入占15%就够了，这就会使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也意味着中央要履行更多的事权。目前我国事权调整的特点是，部分决策权下移，部分执行权上移。适合交给地方决策的事情，更多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通过上收部分事项的执行权，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的支出责任，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
应该说，在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能反推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应该改革的地方，前者也为后者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这样浪费了时间，也造成成本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