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技师是高级技能工程师简称,是国家职业资格中的最高等级,是在高级技术工人中设置的高级技术职务。
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资格证书的人员,由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进行聘任,签订聘任书。聘任书内容包括聘任岗位、聘任期限、职责范围、权利与义务、待遇、违约处理和解聘办法等。被聘任的技师、高级技师从受聘之日起,用人单位将在妥善处理内部各类人员工资关系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其工资待遇,其他福利待遇可按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的有关待遇确定。
劳部发[1994]
98号文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在其从事相应岗位的工作时,应确定或晋升相应的工资待遇。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享受同等高级职称或者高级工程师待遇;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享受同等中级职称或者工程师待遇。
跟我国的体制有关,工程师为干部、技师为工人编制,至于待遇还要看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企业的需求。
曾经上海液压泵厂智能型、专家型一线工人李斌16日被上海师范大学聘为大学教授,他的名字被列入上海师大的教授名单。消息称,生产一线工人当上大学教授在上海尚属首次。
其实,这种现象在全国也不多见,高级技工的“上海待遇”值得关注,上海的这一做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高级技工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其他类型的企业,对高级技工可谓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对高级技工的争夺甚至形成了企业竞争的另一个战场,这是市场竞争使然,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需要。
以前,高级技工被淹没在车间里,能力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在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时候,人才的流动开始频繁起来,高级技工的价值就得到重新发现。不少企业在某一行业里立足,并能与一些传统的国有大企业抗衡,其“武器”之一就是靠他们从对手那里挖来了高级技术人才,包括高级技工,他们在新的企业里获得了以前在国有企业中无法比拟的报酬,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我们知道,包括上海在内,师徒相传,“绝活传代”,曾是传统工艺得以保留的途径。但是,身怀绝技的名师,却因文化、学历的限制,被挡在学校的门槛之外。这样,很多传统绝活,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面临失传的危险。绝活失传,对社会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中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杀”。而上海通过把“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做法发扬光大,确实是挽救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挽救“国宝”的好方式。
高级技工的短缺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李毅中日前在中央企业人才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目前中央企业高级技师只占工人队伍的0.16%。中央企业人才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他提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人才观念比较滞后,在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和激励上思想不够解放,措施不够得力,缺乏一批具有专门技能的高级技师。同时他还提到,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形成,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制约了人才的发展,对社会是一种损失。对于高级技工个人来说,能够把自己的技能充分发挥出来应该是其理想和追求。而当体制机制出了问题,自然就会抑制个人能力的发挥。北大周其仁教授一直在说,人力资本是个人天然的产权,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当这种产权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被限制或者被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出工不出力”,即便是绝对的权威发威风,也拿他没办法。技能,专长和生产知识这些要素无形无影,非常复杂。但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千方百计找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旦有这样一个体制和机制,有这样的环境,人力资本就会往需要的地方流动,这时无须扣上“不爱国、不爱企”的帽子,也无须阻拦,想通过行政的手段、做思想工作的手段并不是一个好的途径,毕竟“人力资本天然的产权是属于他”。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创造更好的环境吸引他,留住他,或者像上海这样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给他们实现价值提供一个新的渠道,得到社会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比如,上海师大就承诺给予李斌最高级教授的待遇,按标准,年薪可达20万元。这样,既利个人、企业又利社会,因为这样的师傅将在实践中带出更多的“徒弟”,给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级技工,从整体上纾解社会需求的矛盾和瓶颈,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