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城街第一小学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场面壮观。
近日，武汉一所“最大小学”悄然走红。1905年建校的邾城街第一小学，被4331名学生“挤”成了武汉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小学，大大超过学校能够承受的3000人极限。而在新闻措辞中，一句“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引人注目，似乎“外地人”“农村人口”又要为教育资源紧张“背锅”了。
之所以要说“又”，是因为外地人背锅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大概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本地家长与外地家长之间辩论或骂战的新闻，在一些城市论坛里，本地人与外地人互取雅号，相互嘲讽。身份、地域、户籍，多少怒气与互撕，围绕着这些人为设置的标签而轮番上演。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所赋予的基础性权利，无论本地外地，何处不是宪法普照之地？教育更是关涉人身最基本权利的服务，在这种“基本”与“兜底”面前，本地与外地是有意义的争议话题么？平心而论，参与本地外地争论的这些家长们，从其争论的议题看，大多不属于可以轻而易举揽入大量教育资源的群体，不过是一个个中位数家庭，甚至是新闻里所谓的“农村人口”。教育资源紧张，却让这些群体之间互找“背锅侠”，变成普通民众之间的互撕，形成社会情绪的对立紧张，参与的人们血脉偾张，却又找错了靶子。
有媒体整理了武汉市的小学数量和小学入学人数的此消彼长：根据《武汉统计年鉴》，2003年武汉市共有小学1269所，而到了，武汉市小学只有591所；但小学的招生数却在增长：2003年武汉所有小学共招生79086人，而到了，武汉所有小学共招生91805人，招生数量增长16%。无独有偶，上海市2000年共有小学1021所，招生10.28万人，到了2013年，小学数量缩减到759所，招生人数却升至18.10万人。教育资源供给量的大幅缩水，才是靶子所在。
在招商引资、制造税收、创造GDP、推高城镇化率、房地产去库存、打造所谓“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外地人受到百般热情的欢迎，似乎从来不是问题；一旦外地人跨进门来，落地扎根的时候，享受基本服务的时候，户籍、身份、社保等，却又处处是问题。城市面貌不该如此“前恭而后倨”，更不能把负担一股脑地污名化给“外地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早就是国家三令五申的政策方向，本地与外地互撕，无疑是在与时代逆向而行。
无论本地还是外地，都是宪法上的公民，作为合法的纳税人，都有权利追求相当质量的公共服务。真正该集中精力不断追问的靶子，是如何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增设公立学校也好、鼓励民办教育也好，如何让公共服务跟上房地产开发、城市规模“摊大饼”的速度，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的中国，已是庞大的经济体，去产能、去库存已成为高速增长之后的新目标，种种过剩也成了亟待化解的难题，但却在公共服务上常年供血不足，形成种种紧张，这样的逻辑反差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据报道，在武汉这所最大小学里，孩子们的生理需要也是被“计划”的：全校共有7处厕所，每个课间为了让4300多名学生短时间内安全上厕所，该校有班级学生上厕所安排表，哪个班级具体到哪里上厕所都做了详细分配。其实，真正该盯着安排表的是大人，教育资源的均衡，推进到哪了，具体是什么安排，是该有个清晰细致的表格的，是该有个交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