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还没有公布，可以先参考一下往年的报名人数。
陕西省高考报名工作基本结束。截至1月12日，陕西省高考共计报名人数32.8万余人，比减少近1.6万人。符合随迁子女报名条件的有744人。
经过各方面努力，截至目前，陕西省高考报名工作基本结束，共计报名人数32.8万余人，比减少近1.6万人。受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陕西省高考考生规模逐年下降，与此前每年下降幅度相比，较下降幅度较大。今年是外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陕西省参加高考的第一年，经过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后，符合随迁子女报名条件的有744人。
陕西公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陕参加升学考试方案》，从起，随迁子女的父亲或母亲持陕西省居住证3年以上，按照国家规定在陕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3年以上(含3年)，随迁子女本人高中阶段在陕连续学籍满3年，参加陕西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持有陕西省高中阶段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可在符合陕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在其高中毕业学校所在县(区)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及录取。
中国的高考、高招、高教制度从中国的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走到了今天。历年来，都引起社会各界跌宕起伏的理论纷争，甚至成为上层决策的焦点问题。
在2010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人们发现，解决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进行试点的地区，是山东、湖南、重庆三个地区。
异地高考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换言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无法绕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这些大城市正是异地学生聚焦的场所，异地人口聚集的城市。
在北京，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大量孩子在北京读完一部分课程后，不得不忍痛离开北京、离开家人，回原籍读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非本地学生在北京难以升学，尤其是难以参加高考。
而在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已有4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他们很快就面临中考问题，如果中高考问题不解决，这些孩子将有很大部分回原籍所在地求学，产生新的留守儿童问题。
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截至2012年11月30日，北京最新出台的政策显示，外地户籍考生暂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
开放异考
11月18日，根据广东异地高考“三步走”方案，起全面放开异地高考，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随迁子女可在粤参加高考。11月17日，具体方案正式出炉。也就是说，是广东省就读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在粤报名参加高考的第一年。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异地高考报名条件进一步放宽，其中居住证不再要求连续三年，合法租房者也属有“合法稳定住所”。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异地高考放开后，报考总人数预计不会超过，不会影响广东省户籍考生录取率。
二、官方态度
2011年3月10日，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在所在地参加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
随迁子女高考方案
袁贵仁介绍，现在各省份高中考试用的课本和试卷不同，16省份自主考试，加上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高考共使用17份试卷。
针对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如何考高中，读完高中后如何完成高考，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
袁贵仁说，有些城市正在研讨，如果考生父母能够在城市站住脚，子女完整地接受了义务教育，就应当考虑到他们高中阶段在哪考学的问题。谈到该问题解决的时间表问题，袁贵仁表示：“很快会有个方案，我们正在加强调研。”
容易引起误解
对“异地高考”的表述，袁贵仁称，这个词不准确，应当为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如何参加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考试问题。“异地高考”容易误解为高考移民，为了争取更多的入学机会而去高考，“我们不赞同”。
袁贵仁解释说，城镇化建设中，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不少子女要么随父母进城，称为随迁子女;要么留在户籍地，叫作留守儿童。
重点流入地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必然有些子女会到城里。他们随父母进城，要和当地孩子一样，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接受义务教育后，他们高中阶段考试怎么办，大学阶段怎么办?
袁贵仁表示，这些问题不是目前最尖锐的问题，现在最尖锐的问题是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高考问题，最突出的是如何协调重点流入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利益。
接纳稳定就学
袁贵仁表示，教育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个趋势，也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如果这个城市觉得父母应当和可以在城里工作，就业证、暂住证齐全，“那么我们认为，城市就要负责他的孩子上学问题。”
袁贵仁表示，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就业时，同时要想到他的子女就学问题。“如果父母不在这个城市就业，而孩子在这个城市就学，那是不合理的，否则全国就有点乱了。”
袁贵仁说，城市需要的人才，也不只是高端人才，而是包括技工等在内的一般人员。如果城市需要这样的人，就要负责其子女就学问题。
三、社会评价
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微观改革，经常被认为与宏观的户籍制度相冲突，也正因为异地高考属于社会系统性改革中的一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有人呼吁要以微观变量促进宏观变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掣肘，高考仍难与户籍剥离开来。一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从学前就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向所在地缴纳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赞助费、借读费，却在高考来临时被打回原籍。且不说此举罔顾了外来工的劳动贡献，单从如今各地高中课改、自主命题的角度而言，在流入地学习、回原籍考试，必定出现的“水土不服”已令这些学生未考先输。
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高考无门的尴尬与无奈，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长期以来之所以此项改革难以向纵深发展，牵涉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之类的老话题。一些重点大学招生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教育割据的现象。而这些局面的形成又固化了所在地维护现有利益的心态，不难相信，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有着担心外来人口挤占本地考生利益的隐忧。
